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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晚安
　　

　　
　　我刚去贵州时，带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了半箱书。那时我睡在代理商的仓库里，跟他的工人们睡在一起。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在贵州省内到处跑，从贵阳出发，坐上大巴车（我讨厌火车）去到那些地级市和县城，去拜访当地市场的客户。我的行李一般是一大叠产品资料，几本书，一支笔，一个本子，几件衣物，一块毛巾，此外便是香皂、洗发水、牙刷、牙膏。这些东西都塞在一个业务包里。有时也带点产品样品，用个纸袋提着。到了当地后，我找旅馆住下，将生活用品留在房间里，只带上样品和产品资料去客户的店里。如果是第一次到某个城市，我得打听销售我们产品的专业市场在哪里，如果是小县城，不一定有专业市场，而是一些零星的店铺散布在县城的各个角落，而如果是地级城市，又往往不止一个专业市场。我总要为选择住宿地段犹豫很久，背着行李在街上走来走去拿不定主意。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就好办多了，下了车直接去以前住过的旅馆。当这种生活成为常态后，我对简化随身行李开始重视起来。后来每次出差，必带的就是薄薄的几张产品价目表、一两个最轻最小的产品样品（直接可以放在业务包里，不过有时连这个也不想带）、一本书（必须是薄的）、一支笔、几张白纸、一条底裤。我特意买了块小方巾，代替了以前的毛巾，还专门找到副食品批发市场买了一堆小包装的洗发水和沐浴露（市面上卖五毛钱一包，批发只要两毛钱）放在代理商的家里，每次出差根据算好的天数而决定需要带多少。我出一趟差一般是五到七天，所以，衣服也不用带了——如果是冬天，根本用不着换衣服；如果是夏天，晚上把衣服洗了，第二天又可以穿。洗衣服也是用洗发水或者沐浴露。总之，这样一来，每次出差只需背一个很轻的业务包便可以了，即使到了一个陌生城市，也用不着焦急地寻找住宿的地方，大可以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下去。
　　虽然需要在全省各个城市不停地跑，但至少在贵阳还有个落脚之地（后来从代理商的仓库里搬出来，自己租了个单间，这样更自由一些）。然而公司总部偶尔会突发奇想，觉得你更适合别的市场，一纸传真又把你调到另一个省份去。在贵州的两年多里，我先后两次被派往浙江。每特派一次，就要卷一次铺盖，因为你同样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第二次在浙江时，公司又想把我派往东北，我索性辞职了。
　　艺术家徐坦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创作者应该过“游牧”的生活，就我的现实情况来说，“游牧”这个词有点奢侈，以至于显得矫情。尽管到处奔走，但我从来不是带着激情和自觉的目的去那些地方的。去了那么多地方，几乎没有一次浪漫主义式的旅行，更没有理想主义的。与其说“游牧”，不如说是“被放牧”：你不能选择，在被指派到那个地方之前，你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我被派往贵州的那次，其实还有点选择的余地：有两个地方供我和另一个同事挑选。相互客气了一番之后，我相对想去的那个省份被他拣走了。从事情的结果来看，这不一定是我的损失，因为谁也说不准我去了那个省之后就一定比在贵州好。关键是事情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被放牧”，总是有根绳子把你牵向与你意志相反的地方，连在最小范围内进行选择的权利都被一种类似“生活中的玩笑”的神秘秩序没收了。类似的情形又发生在四年之后，我被分到的市场是福建、江西和浙江，这个结果只意味着我涉足的省份中又多了一个，因为福建我还没去过。我对此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在划分完区域之后，另一个被分到广西、云南、四川的同事当场提出，他想去我的市场，因为他对福建比较熟悉。上司立即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我和他的市场对换了。这对我有什么损失？我看不出来。但事情一再以这样随意的方式发生并决定个人的生活，让我非常恼火。开完会后我把那个同事痛骂了一顿。
　　当我准备写一篇小说时，我脑子里考虑的事情，多数是现实方面的：什么时候写？有多少时间写？在哪里写？如果有人闯入怎么办？如果客户打电话给我怎么办？出差当然是比较好的写作时机，住在小旅馆里往床上一坐，将笔记本子搁在膝盖上就可以写了。遇到房间里有桌子的旅馆，我还是喜欢坐在桌前写。在这种时候，根本不担心有人闯进来，但还是有很多因素让人焦虑，比如想着未完成的工作，想着明天早上又要启程，手下写出的句子就开始不那么符合期望了。更多时候，写作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当我一拿起笔，心里盼着的已经是让这一过程尽快结束。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它或许还是刺激的，让人舍不得停下来。而我的生活又太无常，如果今天写到一半就停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将它完成。所以为了不至于中途搁浅，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口气写完。那段时期，我作品的质地刻录了我的生活状态，它呈现的是不完善的一面：仓促、干枯、封闭。
　　写于那一时期的《双梦记》就是在旅馆里完成的作品，五年之后重读这个小说，我发现一些本来可以克服的不足让人难以置信地摆在那里，我不得不对某些地方进行了修订甚至重写。其中第一部分（也即第一个梦）还算满意，改动得比较少，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是一口气完成：一万多字在一天内边构思边写，中间只睡了一觉，醒来后又接着写。可这样的创作状态在不停的奔波中确实不是经常能有的。
　　《祝君晚安》、《角色》和《弯曲》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小说，前两篇就得益于这种良好的状态——它们都是只用了一个晚上写完——《弯曲》倒花了四五天。我觉得之所以能用几天的时间持续慢慢地写，主要是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那份工作了。我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白天到市场去推销奶茶，晚上回来自己泡上一杯准备写新作品。妈妈讲给我的家乡的枪击案让我魂牵梦萦。那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为了拉开自己与故事的距离（被枪杀的主人公我见过），我安排了一个替身，而主人公则变成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秘人物。出于对如何达到一种表面看上去并不神秘的神秘叙述的考虑，我宁愿自己知道的比读者更少。小说在我脑子里开始具有了形状，它是一个弯曲的事物，借用这个故事，我试验的是小说的韧度。接下来的几天，我整天整天地写它，带来的奶茶样品都被我喝完了。这是进展最慢的一次，写完之后，我来到了杭州，并打算另找工作。
　　我终于找到一份比较安定的工作，工作地点就在市内。那段时间是我最舒服的日子，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起床，步行五分钟去坐公交车，大约四十分钟的车程到公司。上班的内容是开个晨会，再打电话给客户问他们今天是否需要发货（我负责的客户就三个）。大家一块用十分钟时间将货装上车，然后，三四个业务员一路跟车去送货。送完货才十点钟，一天的工作算是完成了，这时最好不要再回办公室，因为上司看到你在那里晃悠会觉得心烦，我一般是直接坐上公交车回家了。但这样的好时光只持续了半年。这半年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至少我第一次有了更充足的时间、更冷静的心态以及更大的耐心去进行系统的阅读和有计划的创作，好几篇让人感觉满意的作品就是在其间写出的。
　　离开杭州之后，习惯于被安排的我竟然一下子不知道要去哪里重新过一种不知怎样的生活了。不过暂时的栖身之地，我倒是想好了，那就是广州。我借住在城中村里的两位朋友家，他们的客厅摆着那么多书！（我曾渴望过有一间书房，后来这种渴望被消磨掉了）我第一次真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环境。那时我的小说《爸爸》已经在杭州完成了开头部分，接下来要怎么写，我需要有更多的思考。在此之前，我天天呆在房间里看书（我买了一张二手的单薄的书桌，样式很好看，后来把它留给了房东），偶尔到楼下的麻将馆打打麻将。当时这两位朋友手里头都有在写的小说。我们每天会谈起自己的进展。其中对自己最为苛刻的一位表现得缓慢和艰难，他会说“我今天写了两句”，或者“今天删掉十几个字”，也有时会很兴奋地告诉大家，他终于想到怎么描写某个场景了，尽管那时我们还没看过他正在写的作品，不知道具体指什么，但光听到这些也都觉得很兴奋。另一位则习惯把刚写下来的段落念给我听，我听了之后说：很好。但他从不相信我，笑笑说：我觉得很恶心啊。他们让我想到福楼拜对写作的无尽抱怨，但又受虐狂一般乐在其中：“《包法利夫人》让我受不了。这一整个礼拜我就写了三页，而且我并不为这三页心花怒放。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困难是思想的连贯性，以及怎样从这种想法自然而然引出那种想法。”，还有“你过分相信灵感，而且写得太快。我呢，我之所以写得那么慢，是因为我只能在拿着笔时才考虑风格；我在一片没完没了的烂泥地里行走，烂泥不断增加，我得不断扫清。”……我反复读过福楼拜的书信集。
　　在广州，我还进行了几次对法国文学的重要的补充阅读。大学时期我曾企图系统地阅读各国文学，但付之了实践的只有法国。我从文艺复兴，从《巨人传》开始，一直读到二十世纪后期（对雨果、乔治·桑等浪漫主义作家的痴迷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下一步打算是从莎士比亚进入英国文学，但《弗兰德公路》让我精疲力竭，坚持了一学期的计划被搁置了。朋友使我对莫泊桑有了新的认识（他收藏了一套小开本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说全集），对萨德的兴趣也是因为他某一次的无意中提及，而我对罗伯-格里耶、艾什诺兹等新小说和新新小说作家的开始重视同样跟他的反复强调不无关系。我想，如果我在大学阅读计划的最后读的是罗伯-格里耶或艾什诺兹，而不是克劳德·西蒙的话，或许我的写作在当时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可以立即抵消浪漫主义对我的巨大影响。但我觉得这算不上什么遗憾，让一种影响去矫正另一种影响，可能会比一种影响完全消灭另一种影响更好。另一位朋友向我推荐贝克特的小说（之前我只以为他是位剧作家）。
　　不管怎么样，我很怀念大学的阅读时光。大部分的书都是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我也经常逛书店去淘些好书。毕业后，碍于四处奔走，我对书的重量也就是厚度越来越在意了，再加上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阅读，慢慢地我只允许自己买几本薄薄的书来看了。当朋友向我推荐一本好书时，我总会下意识地问：“多厚？”我要考虑把它放进包里带着到处走时，它会将我的肩膀勒得多痛。单从这个方面来看，生活对写作的影响都已经有足够的成立理由。我继续着“被放牧”的生活，对我而言，这既不是对写作意义也不是对生活意义的探寻，在一种生活里总结出一些意义，正是我所不擅长的。我能感觉到的是，文学和虚构并不是另一个完整的平行世界，不是在我厌倦了生活时的一座令人沉醉的避难所。当我阅读或写作时，强大的生活并没有离开我更远一些，现实中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让我抬起头或放下笔来。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文字仍是在差旅中写成的。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而且是和同事一块来的。刚到这个城市时，我们住的是酒店，住了不到一个月，旅游旺季来了，市内所有的酒店和旅馆价格都涨得厉害，我们干脆在某个小区租了一套房。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呆多久，所以只租了三个月。我出发时带了一本罗伯-格里耶的《重现的镜子》（228页），一本陈梦雅的《乡野童话一则及其它》（195页），一本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85页）。我慢慢地读，竟然把这几本书都读完了。罗伯-格里耶在《重现的镜子》里写到他读过塞利纳的一本被他“视为杰作的”小说，我便在网上购买了这本书：《茫茫黑夜漫游》（310页），有点厚了，我承认。


　　原载《生活月刊》第59期别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