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中的理性 - 邓宁立 - 副本制作
 

>邓宁立

过程中的理性



  有一段时间我用铅笔写作。后来从某一刻开始,这变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了我的固定练习。像一些人喜欢早上起来晨跑一样,我每天上午用铅笔写一点东西。我有一盒用剩的铅笔,原来有多少支记不清了,那是一个瘦长的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有合上过,上面用灰色的粗体字写着No.7083。除此以外我没有关心过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它一直躺在抽屉底。在我最终放弃尝试素描后——那是另一种用来舒缓焦虑的方式,尤其是写作时的焦虑——它便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想到点东西,顺手抽出一支铅笔涂抹,然后便喜欢上了这种方式。这些用铅笔写的诗被我随手记录在所有我能找到空白页的笔记本上,有时候潦草地涂在页面的边缘,读书笔记的缺省处,或者两张写得满满当当的纸中间腾出的一块(通常是不规则的)空白上。这有利于我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并且在书写的同时通过手写的过程整理思路,写的过程,赋予一首诗实实在在的物质形态,而伴随着写下的过程,诗句获得了现时的形象和节奏,对我而言,这种略显杂乱,甚至随意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帮助,最终,在所有把脑海中的句子写下来的方式中,这是最让我舒服的一种,像肯特里奇所说的,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对实体的信任,而在不知不觉中,笔做到了我平时希望自己去做却无法做到的事——“把自己从自满中抖出来,从共谋中抖出来。”因为以石墨铅芯投诸于纸上的那个自我与抓起笔涂鸦的那个自我之间有了缝隙,足以重新允许反思的介入,一个写作的主体能在此过程中中更好地校准自己。比起在电脑上打字而言,这个过程当然是拉长了,花掉了一些时间,好处则是我通常抓起笔来就能写,这种硬度其实并不适合书写的铅笔仿佛成了我的头脑的一个延伸部分,偶尔,连它过淡或者过深的颜色,它太钝或者太尖了,写下来的词语越来越模糊或是划破纸面,也变成了我今天的思维状态的一部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即便在一张纸上写下“我”,它也不具有通常我在一个空白的文档上打下的“我”那样大张旗鼓的方式。既然有人曾经忠告过,“您什么都可以叙述,只要永远不说‘我’”,在一张纸头上涂下的我,鉴于是用铅笔写下的,始终是可以修改的,因而更具有亲切感,同时,那种熟悉的书写方式——属于你自己——也使得它转化为可以辨认的,它既是一个指示代词,同时代表了一段动笔过程中的时间坐标,在回头重读时,其中残存的现实所在让你可以立刻与它相认。原本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解决方式,可能由于不想打开电脑,不想在放下手边的书,抑或害怕头脑中的那个念头在仓促之间溜走,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自主选择的方式,更宁愿去采取的一种方式。因此,那段时间里的诗可以说都是这样写成的:记在本子里或是一张纸头上,偶尔会在传单的背面,超市小票的反面,素描本的边缘,这是它最初的形态。接下来,有任何需要修订的地方,就用一块橡皮和同一支笔在写下来的诗句上面动手修改,最后固定下来的那首诗通常会被改得面目全非,充满了不同时期留下的字句和词语的痕迹,又或者是一字没动,但我自己能认出它来,就像认出身上的一道疤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又因为什么利器所致。最后,相隔一段时间(也可能就在第二天),我才把它誊清,录入电脑的一个文档里,一个摆脱它的过程——我从此再也不去想它。
  这些用铅笔写下来的诗,已经积累了一些,它们受到物理条件上的限制——比如说,有限的空间往往只能容许有限次数的修改——并由此训练出了某种并不完全属于自发的克制:只做少量次数的修改,在写的时候同时考虑述行的方式,给改动留下空间,永远准备好题目,等等。与看上去并不相似,决定诗行在何处结束,更确切地说,在何时结束(因为写作永远是一个时间问题)的很可能并非写作者,而是写作者与有限度的物理空间——例如这一页在此结束,而我不想把这首诗拖到下一页——之间的一种妥协的结果,这要求了一个写作者更愿意去冒险,而不是反之。写出来——不管是用铅笔还是用任何别的工具——都是一种冒险行为,也许用铅笔更甚,这是由于它事先承诺了有改动的可能。当我在电脑上用键盘打字的时候,“改动”这一项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所有我打下来的东西,我在潜意识里知道,它们可以随时撤回,像是没被打下来过一样,而不管我打下些什么,在按下“保存”键前,这些字符等同于不存在,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面对一个空白文档上跳动的光标的焦虑,与面对一张等待涂抹的软抄纸时的焦虑不可同日而语。用铅笔写下的东西,出于某种抵抗便利的需要,我尽可能不去抹去它们,哪怕它们写得很糟,哪怕有的东西在重读时我意识到它们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价值,我依然让它们留在那里,就像一棵树留在自己身上的生长过程中的节疤一样。让瑕疵存在,让错误留存下来,恐怕在于刚开始写作时候的我是不屑于去做的,太羞愧了,太追求完美了,但那个阶段被克服了。这些保存下来的诗,与其说可以归咎于灵感,不如说属于一种长期习惯的结果,这种习惯久而久之变得像一些人回家时选择的路线一样,我已经很少去想到它了:每天花不到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我打开一本本子,随便哪本本子,我的手摸到一根被刨了一半的铅笔,这些东西时而会写在毫不相干的笔记的后头,在两段彼此之间并无联系的话中间,在“幸亏有这一手,使我的生命在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和固定它从未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和“理解‘死亡’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已处于时间之外,前途中又有什么能使他感到害怕的呢?’”之间,它们互为补充,或者互相嘲讽,但写下来的东西业已无法改变,令人安心。这样不系统的方式还有一个好处,这些诗,它们之间彼此孤立,无法成为一个合集,我在单独考虑一首诗的时候,不会受到另一首诗,一首早先写下的东西(哪怕仅仅就在昨天)的影响,而在同一个电脑文档里它们都挤在一起,想要给每首诗都打开一个空白文档是不可能的,还得重新承受面对一个空白文档的焦虑。事实是,无论采用何等介质,最终我们要面临这种介质本身的重量和它所带来的(附加于写作之上)的重力后果,而如果我无法把这种重力减到最小,我宁愿自己与它的阴影与重量(甚至不便)连接在一起,而不去减少它,让它变得更便利:“反正最终结果是,那些花费其自然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这个教区的泥泞石路上颠簸的人,他们的性格会与他们自行车的性格相混杂。这是他们之间原子互换的结果。你会惊讶这地区有多少人已经差不多是半人半自行车了……如果某人放任自流,任凭自己变得超过了半个自行车,那你就不常见到他了,因为他会花很多时间用一只肘依在墙上,或用一只脚撑在路边。”(Flann O’brien,The Third Policeman)这一把铅笔中我随意抽出的一根——通常取决于哪一支新近削过——一旦接触一张纸,便与我无法确知的内在相附,以至于这些写出来的诗的节奏和用韵,很有可能都受到了那一根容易折断,在斜笔书写时动不动便逸出一小片阴影的石墨的影响。
  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我开始散步,《裂口》或《重读包法利夫人》这样的诗都是这种散步的结果。一种目的地未知而出发地固定的行动,其实与写作很像,不仅如此,这个目的地还随时可能根据过程而改动,和选择用铅笔一样,它也受到了实际条件的限制,也许还有时间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限制,但它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思考节奏上的。当我在散步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往往会触发我,然而在当下,它们无法转化为文字和语句,它们几乎不能变成清晰的思路,只是一些印象。故而,“事后回忆”的状态诞生于这些或短或长的漫步,随后——在两三天或是两三个月后——转化为被写出来的诗歌或者是散文。写下来的节奏应和观察的节奏,而在最核心处,得到重生的是那个印象,这如同对已经无法挽回的忘却的自救。其实散步不是为了催生写作欲望而去做的一个行为,正相反,当我干这件事时,我希望的是与写作之外的那个自我相接触,然而,在此过程中,写作冒了出来,就像我在路上遇到的一个行人,在遇到他/她之前,我并不能预见这个踽踽独行的老人,或是独身的女人,或者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就是我正在寻找的韵律本身。我总要经过一个长长的斜坡,从那里进入一片几乎荒芜的地带,那里通常黄昏时分只有一个邮筒等待着被人认出,它标志着斜坡结束的拐弯,再往前走上一段时间,能听到军校的操练号令,随后一间亮着灯的士多前面趴着的一条黑色的狗标志着这段行程的结束,然而在回程中,邮筒不见了,斜坡变成了加油站,因为拐弯被树木所遮挡,所以此刻那一整片变得认不出了,周围的居民区亮起了灯光,你意识到这里远远没有你一开始以为的那样寂静,而不知何处驶来的汽车,此刻停满了街道两旁的路面,只有在你走完这条街,认出街道尽头那家超市的灯光时,才能肯定这和你一开始选择走上的是同一条路,尽管这并不是你第一天认识它。
  很久以前我刚接触诗歌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能写诗。是由于一个朋友把我写的一篇短小的散文《父亲的书橱》改成了诗,发给我看,我才意识到诗并不神秘,它的韵律存在于日常话语中,存在于散文的行文中。在福克纳的一段描写钓鳟鱼的文字里,我读到了诗,而有时候我会在最意外的地方发现诗,自此以后,我开始写诗,但它对我来说始终保持了——或者说我希望能够在我写下的东西中保持——并非刻意追求的韵律,精确到近乎外科手术般准确,以至于几乎显得平淡的用词,和如同散步般的节奏。后面两点上与其说一些我喜欢的诗人让我受益良多,不如说我从一些小说家身上获得了更多的教益,奥康纳提到过:“圣托马斯称艺术为‘过程中的理性(reason in making)’。这是个冷冰冰的词,但却非常贴切。如果今天这个词不再被提起,那是因为理性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退位。正因优雅和自然被切分开,所以想象和理性也被切分开,而这对艺术是无益的。艺术家用他的理性试图为他所看见的一切找寻回应的方式。对他而言,理性就是去找寻,在物件中,在处境中,在因果关联中,在赋予每个人自我的灵魂中。这不是件轻易的事情,这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而且只有那些一门心思追寻真理的执拗的人才能坚持。”而对我来说,真正的准确是你几乎察觉不到的准确,这是福楼拜在《三故事》中写出““费利西泰把行李装到车顶上,对车夫叮呤了一番,还往车座下的杂物箱里塞进六罐蜜饯,十二个梨和一束紫罗兰”的那种精确,这其中就有诗,而且是行走中的诗,是有自己呼吸节奏和行走步态的诗,它从容展开,冷静地描述看到的世界,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它结束了。像契诃夫说的:“……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这一切都与散步这种行为相像,是在移动的过程中重新建立立足点,在观察和叙述的欲望中找到平衡,是对回忆的欲望的妥协,后者,其实也便是写作,因为当我某一天在散步途中停下来,注视着一棵从一片荒地的豁口中生长出来的蒲公英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已经给了我一首诗,以及一个属于日后回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