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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世界的《南方》



　　有些时候方言不该被称为方言，当它对说这种话的人而言，是唯一的、封了口的，带着它自有生而来的合理。书面语言和普通话并不足以折损它，它简单地融合它们、吞噬掉它们，就像在印度，印度教吞噬掉佛教，或在其他地方佛教吞噬掉印度教一样，而一种半凭设计的语言同样的能力却很弱。大多数“方言”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方言”或是简单地将标准书面语取而代之，实现对一个地方的叙述、或一种地方性的叙述（或两者兼有）；或是成为标准书面语的点缀，证实，反衬，“元素”之一种。
　　对孙智正的《南方》来说，不存在所谓的方言；“南方”不是一个（大略的）地理位置，不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的自证，它就是世界。我们称之为方言的，是（全体的）多者之一，或结构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说（如果仍能称它作小说的话）去掉了“结构”和“全体”的意识，剩下被我们看到的就仅仅是写作本身：它所有流畅的痕迹，一个不知道要去哪儿的没有故事的故事，换句话说，一个永远无穷尽的故事，而且也未镣铐在塔罗牌或六爻的符号之中，没有模型。这是一股令人惊叹的流体，它的驳杂与随意，毫无“个人志”或“地方志”的意思。于是这种语言的意义，唯剩下孙智正以它写作的痛快，这部长篇里这痛快是他的立足之地和方便法门。孙智正截取“我”这样一段生涯——自幼时至高考志愿填报为止——并非偶然，在时间轴的更远处，“我”将毫无悬念地撞进普通话的世界。
　　另外：这真是一段生涯吗？“农村少年”的故事已经太多，而《南方》作为一个世界，奇异之处正在于它的延伸不是由时间轴纵向展开的（尽管它老老实实被固定在这样一段时间轴上），它的延伸在横向上无尽的细节。没有“心理深度”的反移情的人物，不为什么而服务的细节，这些都是标准的新小说特征，但《南方》缺少一样东西：类似于勒克莱齐奥的诗化，图森的冷感，格里耶的精确的东西——从《南方》中我们完全读不出观念，它停留在一个我们过分熟悉的层面上，而这种停留正是《南方》最有趣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品它能够成立，甚至显得崭新、令人振奋，与且只与它惊人的延展能力有关。它自觉地缺少了他人有意无意添加进写作的部分，并反过来将这缺少带来的未经设计的无序、不规则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最低限度的控制之上，将写作尽可能地伸展：27万字。我愿意称它为语言的即兴，它具有诗歌的一些特征（最明显的莫过于句中分节），同时显示出诗歌式的写作动力：与语言一同延展的自由和快乐。孙智正坚决、稳稳地贯彻了这样单纯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