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者的现场 - 金特 - 副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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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者的现场



  
德意志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关于自由,我们已习以为常地认为它是生而为人的权利,很少去追问自由的起因。对自由的觉醒,源自于城市的诞生,与此同时,还伴随着自我理解的进程,最终发展出“一个个体”的思维方式。当然,对个体而言,自我理解可以不必纳入生活核心,因为城市体系关涉着命运的所有方面,它们无情地拓展和繁殖堡垒,使人性受到遮蔽。
  《西伯利亚》面向现实的冥暗,在一个虚拟的丧失光照的城市空间,自我理解在被系统扭曲的过程中,逼迫着人性僭越禁忌。外地涌入大城市的青年人们正经受着这样一种苦楚:在家乡遭受被习俗谴责的苦恼,在大城市却要面临丧失生存意义的危机。“我”该怎么办?“我”要被重塑,但个体在城市系统里只有一种幻想的特权,青年人朝九晚五之余,栖息于瑜伽、仁波切之类的亚文化幻觉里,企图找到那个具体的自我,但这无法安抚人生的深刻焦虑:“我”是谁?我们活于城市的表象,自由反而成为人生的负担。
  《西伯利亚》的背景是广州,但我无意探索广州。我在广州生活十几年,最终发现自己难以融入这个城市的核心。我没有遗憾,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生活的唯一核心就是思考自己。我尊敬广州。没有谢意,但充满敬意。我所有关于城市的体验全部来自广州,最深刻的体会是它的包容由混乱构成,而它的混乱,又蕴含着包容。同时,它有自己的核,外来者即使努力一生难以进入的核。无数个夜晚,无数个外来的“我”,在无数个出租屋里上演无数的澎湃幻想。但幻想没法冲破禁忌。
  在城市深处的核心,上帝筑造了世上最坚固的堡垒,作为城市的灵魂,拒绝一切“外来者”。它隐藏于被特权把控的老城区里,或高居于宫殿之中,也根植于潜意识里。“我”在小说里是躲避者,躲避着批判,躲避着自我,在潜意识里躲避着任何有关“我”能立足于世的根据。在城市外围那冥暗的虚无里,“我”作为第一个字,同时,也作为抽象的主体,通过字句传递出实体的血气,最终升华为王者。是澎湃的幻觉,或是梦想成真?我认为无需答案,因为相比自我空心化造成的心灵之苦,梦幻或者现实无关紧要。
  《西伯利亚》构思于2012年,2015年正式截稿。我在这三年里经历的所有波折,都和它息息相关。但也就在这三年里,关于当代汉语文学,我逐渐清晰了一个观念:叩击现代性的核心。它起始于概念,在不断地学习、自我反思和生活体验中,逐渐深化为信念。如果不透析现代性为何,不去了解它的历史进程,并推设其在中国有何未来,作为一个当代汉语文学作者,我难以想象他对当代汉语能有多大的建树。当然,我没有能力,也不需要对当代汉语文学现在做定论。对我个人而言,我需要避免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漩涡,其中最危险的一个,莫过于言逊于实。当代汉语文学已完全具备评断主题的能力了,我需要继承这份积淀。但问题在于,评判主题不代表叩击问题的核心,更不代表凝聚解决问题的意识,后两者缺失或不足,造成了当代汉语文学(特指小说)这样一种现状:用过时的语言批判现实。更甚者,通过片面吸收译文,吸收有关“批判”、“苦难”、“救赎”的概念,制造伟大心性的幻觉,在看似强有力度的叙述里观测现实,但现实难以在其中成形,因为心性的幻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无法真实地剖析人在具体时代里的切实处境。在写完《西伯利亚》之后,我似乎感悟到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一种由形而上学和先验相互缠绕的体验,这是但丁带给我的启示,他在《神曲》里通过双重交织,最终获得了个体与上帝的双重呈现,与此同时,也实现了时代的胜利。
  信仰和时代是但丁的根据,那么我们呢?作为文学写作者,我始终在寻找文学的根据:它必须来自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事件分析,特别是观念分析。一个内心的声音是:一种全新的时代观念正在到来。而分析中国现实之状,当然要落实于城市,以及与城市关涉的人的自我理解。如果能抓住两者的结合点,我认为是构建理解这个时代的观念前提。不如此,汉语难以开启全新的命理和空间。现代汉语急需“观念震惊”,但事实令人悲观:不是来自社会现实,而是一些流于形式的次要观念,影响着当代汉语走向偏执。在庸俗叙述中,绽放那种及时显现、当下应对并具有现场推动力的语言本质,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相比在叙述上实现当代汉语的现代性转化,当代汉语更急需戏剧性的观念震惊。
  人的光辉应当在真实的世界中燃烧,而真实的世界便是燃烧着的现场,它不再是空洞的假借苦难的悲天悯地,也不是士大夫式伦理的天下观,而是赤裸裸的现实辩驳现场。要把这个现场转换成文学根据,立足于庸俗的批判视野,或者庸俗的自我超越意识,不仅背离社会现实,更会使当代汉语限于悖论。当代汉语的现状,难道和《西伯利亚》的城市人不相似吗,两者都诉求于自我解脱,但悖论的是,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个自我,他们是空心人。西伯利亚是空心者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