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西伯利亚 - 邓宁立 - 副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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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西伯利亚



  每个小说都有个自我摆置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叙述时,把小说的主人公放在什么位置上。对于卡夫卡来说,萨姆沙的位置在床上,在床边的角落里,时而埋伏床下,或被流放至门和窗的接缝里,以至于到天花板上——最后这个位置尤能说明问题,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安娜的位置总是周旋着,在人之中,而不像贝克特某部小说的主人公,一条腿畸形,半骑半坐在脚踏车上,像一具被废黜的雕像。对以第一人称开始的小说,这个位置尤其显得重要,毕竟用“我”开始一个故事的危险之一便是迷失自己的位置。《西伯利亚》的情节用一句话来概括很简单: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看望他的妹妹,最后庆幸自己终于能离开这座城市,但要真的这样去读它就太大意了,毕竟这部小说刚开头没多久就见血了:

  
老头不停手,因为他老伴儿在流血,好像肚囊被刺穿了。没人上前阻拦,包括我。

  刚出火车站,在一群纷繁杂乱的出场者和他们的对峙中,“我”的位置马上就找到了,这也为整篇小说垫下了基调,“我”是被“包括”进来的:“包括我”。乍一看,在冲突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刻突然把“我”的所在指出来有点多余,何况这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我们知道他在那,只不过没人把他向我们指出来而已,更何况,他还有个妹妹。习惯了他的存在以后,他就像空气一样容易被人忽视,直到他突然作为“我”被指出来,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把他当作旁观者看待。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围观视角突然被替换成“我”的视角,是“我”第一个看到了——在有人说风流话以后——“妹妹赶紧离开了。”
  视线的终结——妹妹——既说明了“我”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妹妹身上,也说明了“我”在这个故事里的位置。在整个场景描写中,存在着“妹妹—他人”,“他人—他人”以及“我—妹妹”三个层面的人物关系,相互依存,彼此递进,唯独缺乏了“我—他人”这一条线索,只有一次相当接近于“我”的表态,但仍是通过妹妹发生的:“有人暗地里踹小女孩,被妹妹喝住了。我冲到跟前,把她挡在后面。”金特所描写的这个角色,有一种面对他人直接反应的缺失,这种缺失可能为了自我保护(像一种保护色,像昆虫躲在里面的壳),可能为了妹妹,但他所处的这个环境要求直接反应,鼓励直接的回应,对这种回应的躲避(或者说应对)把他的位置不断地逼向后面。在指出了他个人不受重视的位置后,这是小说里的另一种运动,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
  和“我”相反,特别在与“我”一同应对他人的局面(对“我”来说,这种局面往往被迫多于主动)中,妹妹被衬托为一个果断、毫不避讳直接应对的人。比较明确的例子是打电话,热切的语言和行动快节奏地勾勒出她的形象,并且表现出了她和“我”的不一样:她的主动弱化了“我”的地位,不断把我推远。在电话的末尾处,“我”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在电话开始前,“我发现一间工商银行”,而在电话结束时,“她(注:妹妹)发现了我。”另一个例子则在面对出租车司机的时候,有一段描写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出租车刚一停,她提醒司机车厢有烟味。当时,我刚好说话:‘司机您是本地人吧?’司机不搭理她。”在这里,说话的是“我”,但司机直接面对的仍然是她。“我”的声音被埋没了,再一次,“我”没有选择直接对峙这个世界。可以看到,一直以来妹妹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们径直面对的也是她,比起小说中的“我”,她显得有力量得多。在发廊里,人们选择和她交换关于“我”的意见,而不是直接对“我”说出那些意见:“我”被挪得更远了。
  和“我”相反,小说中最有存在感的一个人物是“刘总”,“我”避免正面和他对峙,但却不成功,这个人物发表了一通议论,其中就有对“我”的两条忠告:

  
他是那么不安,却想保持冷静:“老弟啊,你错了。人,不分你、你们,我、我们,这多残忍啊。人,应该只有一个称谓,就是‘我’,懂吗,我……”

  一个要求直接给出反应的世界,饥渴地吮吸着人的欲望,它要的并非它声称的纯粹,而是把“人”简化为“一个称谓:我”。这也就是为什么“刘总”对主人公提到的“公正”嗤之以鼻,把这个“我”提炼到“本能”的程度,就是权力,因为“谁也承受不了把自己看得一清二楚”。像果戈理的世界,小说里的其余人物都遵循着这一规则,在他们自我的世界里,在叙述者眼中的哈哈镜里,每一个“我”都急于填满自己的那块边界,简直要溢出来了,像赵菊妹,像彪哥。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人,没有把自己提纯为“我”的那些人,内心还残存着“旁观者”的本能,他们处在悲惨的境地,夺走他们精力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像小轮,“我这人习惯辩证看待世界,遇到困境时知道抽身,变成局外人”;像张老师,“其实,他心里不得劲。一套动作下来,他非但没放松,反而坚定地露出原形”。在这个世界里,暴露自己是首要的原罪,旁观则是大罪过。于是引出了“刘总”给“我”的第二条忠告,如果“我”不想被推到这个世界外的话:

  
他扯了扯黑布包,嘴里得意地念叨:“别死心眼了,老弟……别再作个旁观者了……”

  “别再作个旁观者”与小说中的“我”一开始的旁观者形象是完全对立的,我们都很清楚他做不到,他自己也虚弱地知道,但还在挣扎。妹妹便是他紧紧抓住的一个理由,和这个世界的其中一个联系,但“妹妹”这个联系并不十分牢靠,只在偶尔才可以找到:“车子开始拐弯,真实的妹妹倒向我。我没有躲避。我躲开的,是她心里的城市,她心里的我,还有大峡谷。”当妹妹拒绝与“我”的联系产生呼应的时候,“我”被人忽略,被淹没,像在地铁车厢里那样。“我”犯了两条罪过:旁观和暴露自己,得到的回答是:“往里站。”“她似乎看见了我的心”,只不过这并没有用,“话音一错耳,被车厢淹没。”
  接近小说末尾处,“我”仍没能改善地位,化作流浪汉,“到离红绿灯最近的垃圾桶旁边坐下来,在地上挑烟头。”而最后,和妹妹之间的隔阂也没能解决,“我”终于说出自己的心声,是来“和她告别”的。这个在小说里被描述的人,他做的最主动的举动也不过是“用目光拥抱她(注:妹妹)”,或是“哭了”,就连最过分的情感宣泄也不外乎“她(注:妹妹)突然扑过来,搂住我脖子嚎啕大哭”而并非“我”的主动——这些情感残余在城市里迅速被抹去,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他没有参与的欲望,还想保留旁观自我的权利,为此,这座陌生的城市立刻抹去了他,以至于流浪汉对他喊出的“吾王万岁”也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终于有人承认了他的地位,但事实上,这个人不过在人群中把他的身份指认了出来:叙述者。
  “我”的终极界限究竟在何处?答案不难去找,“我”的镜像人物早就告诉我们了:“他扑在黑包口一根吸管上,鬼似地冲我乐:‘因为我就是你的极限……’”这是小说里最出乎意料的一个地方,其真实性抵消了它以泪水震撼我们的方式,结局当然是:“我被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