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
金特 著



130×184mm
158页
2016年3月第1版

 

现代趣味偏爱用奇境代替视野。金特没有在《西伯利亚》中制造奇境,而是致力于讨论一个现实化的视野或“问题域”——后者在他随后完成的东北亚主题系列小说中更为直接。半年来,我与金特都作为写作者参与到一项共同工作的小组计划中,他的小说写作也同步进行。我们都认为,写作者参与共同工作,是去参与确认一种共同困难。这种困难,我们称之为面对这个时代的可见性的困难。这种可见性已经以非常凶悍、咄咄逼人的方式到来,但未被充分认识。
  可见性有其当代局势,有其现状和表现方式。当一系列极端事件出现在眼前,我们都被一瞬间的中国空间的可见性给打击了。打击本身就是一种可见性。可见性,就是那变更了我们所习惯的秩序的事物的抵达。如果我们在对可见性的追求中,只是得到了一系列奇境,好比荷尔德林说:“这仿佛是对我们的奴性的一种温和的报复。”
  当代创作者的工作是使可能发生变革的因素抵达可见,如果不是对这种可见性的逼近,也许我们的全部创作实践就不存在了。我把金特的一系列小说近作视为对可见性的一种奋力改写,他用“东北亚”和“永冻地”来命名可见性之于他的任务,试图呈现这一现实地区的地缘力量、冲突形式和可能的变革。这一点,《西伯利亚》尚未像他随后完成的《冷水坑》与《满洲里》那样直接和深入。
  “西伯利亚”这一名词更多衔接了现代趣味中的隐喻作用,它使作者不断暗示的城市:广州,得到一次歧异的揭示。这使《西伯利亚》更像作者过去的写作与此后的东北亚主题之间的过渡作品。《西伯利亚》也参照了文学传统中一些过渡结构和中间地带的影子,人物关系和遭遇令人联想到《地狱篇》的盘旋递进结构,有时也像《佩德罗·巴勒莫》的一种变体。但作者没有利用这些范例来获得意义上的自我添加,一种灰暗的谦逊,使小说保持在诚实的分寸感中。
  《西伯利亚》的一个动人的矛盾是:叙述者(也是一个外来者)打算克制他的暴烈,使见闻和遭遇维持在易于交流的世俗化语体中,仿佛作者也试图使用这种易于交流的世俗化语体来约束自己。当叙述者逐渐走远,认为在伸手触摸到一个歧异的空间时,他就提醒自己在形而上学与世俗两种力量面前的失败,于是一个场景在濒临变形时决绝地停止,返回到世俗位置,这些都帮助我们把《西伯利亚》理解为一种关于中间状态的记录。(王炜)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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