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卡·古尼阿弯［1］，罗杰译注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与现代印度尼西亚



　　1997年，总统大选前夕，当时只有一位候选人可供选择。他是苏哈托，已经掌权长达三十一年。他将无可避免地再次赢得大选。政党和他是同路人，军队和他是同路人，国家公务人员和他是同路人。但即使如此，一部分大学生的选择是行动起来，对他说不。［2］
　　我始终记得那一年里的日日夜夜，记得学生们的小型讨论是秘密进行的，记得粗略的政治培训，还有筹备示威之前的历次会议。我们被恐惧的阴影笼罩。此前一年，印尼民主人民党［3］的各位活动人士，其中一部分人还是学生，遭到逮捕、绑架、被消失。
　　那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无论如何，苏哈托在一幕惨剧之后上台执政，对印度尼西亚民族而言，这惨剧将一直成为恐怖的梦魇，并且带来创伤：几十万人，一说超过百万人，遭到杀害、绑架、流放。它发生在1965—1966年及之后。
　　我们被恐惧笼罩，但也满怀年轻一代的猛烈怒火。我们憎恶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憎恶见证苏哈托的亲友和部下们控制着经济的各方面；憎恶众目昭彰的腐败；憎恶看到军队变成民事秩序的实际掌管者，遍及荒僻的乡野。
　　赋予我们勇气的那些因素之一就是故事。我记得曾经在一位朋友的房间看见一张切·格瓦拉的海报。他是谁？我的朋友讲述了关于他、关于古巴革命的故事，一直扩展到拉丁美洲各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得知外面世界的某些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有胆量直面强权，甚至准备做出牺牲，这多少消磨掉一点恐惧。
　　几位朋友还拎着丹·马拉卡［4］的著作到处去，我克制不住好奇，那人是谁？此后很久，我觉得自己好像傻瓜，甚至不知丹·马拉卡是什么人。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缔造者之一，是必死者之一，“被他自己国家创造的革命所杀”。
　　在大学生们房间里的小型讨论会上，我听说的人名包括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当得知这是印度尼西亚文学家的名字时，我忍不住咒骂自己。我喜爱阅读。由于获得书的途径相当有限，自从十几岁开始，我读来到我手头的任何一本书。我还留心听学校里每一位语言文学教师说起的印度尼西亚大作家的名字。但我敢发誓，我从未听说过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997年，我既没读过普拉姆迪亚的作品，也不了解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学校老师们的书里没有一本提到他。我可以说，命运如此不幸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绝非仅我一个。那只证明了一件事：苏哈托政权试图抹去本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及其作品的集体记忆，使之从学校读物里，从印度尼西亚文学中销声匿迹。
　　他的书在大部分公共图书馆里找不到，不能在书店里自由销售，而且如果有人刚巧被发现在卖他的书，此人将面临牢狱之灾。［5］然而，这不能阻止各位活动家和大学生秘密传播他的书。由于获得他的书变为不可能之事，流传的大部分其人其作都是简易装订的复印本。
　　拥有他的书可谓一种颠覆性的象征、一桩叛逆之举。
　　我悄悄得到的就是那样复印的书，一位朋友同情我的好奇心而借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读着普拉姆迪亚写的作品——《人世间》。我翻开第一页。“人们叫我：明克。”我无意间想起另一部小说——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的开场白：“叫我以实马利。”［6］我知道正在面对着一部杰作，一场冒险，一个时代的见证，一部注定要被不断阅读的小说，跨越世代界限、语言藩篱。

　　布洛拉（Blora），那是中爪哇（Jawa Tengah）的一座城市。作为北部沿海区域的城市之一，它与日惹（Yogyakarta）或梭罗（Solo）大不相同，后两者经常被视作爪哇文化的中心，它们构成了“内地”。“沿海”则意味着从古至今，这里均是与异国的陌生来客的相遇之地、漂泊者的栖息之所、贸易场、思想交流处、一个迫使自己开放的地区。
　　哲帕拉（Jepara）和南望（Rembang）两座城市离布洛拉不远。在那里，卡尔蒂妮［7］出生和去世。她是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巨擘之一，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斗士之一。她写下的书信［8］蕴含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思想观念。在她写作时，印度尼西亚甚至尚未成型，爪哇在荷兰殖民政权的掌控下，而当时女性还没有获得上学的权利。印度尼西亚人将她的生日当作母亲节来纪念。
　　蒂尔托·阿迪·苏里约［9］出生在布洛拉。经由他的手，在爪哇第一次出现了马来语报纸。马来语早就是岛屿之间的通用语（linguafranca），这些岛屿日后演变为印度尼西亚的组成部分。马来语也是群岛区域和各族群的团结工具，后者原本拥有各自的语言，在现代记载里，有超过六百种语言在应用。后来，蒂尔托·阿迪·苏里约作为民族新闻界先驱而被人们缅怀；马来语被采用为印度尼西亚语的基础，而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国语，是印度尼西亚文学所使用的首要语言。
　　1925年2月6日，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也生于布洛拉，他继承了卡尔蒂妮和蒂尔托·阿迪·苏里约诞生之地的知识氛围及坦荡胸怀。

　　邮路干线［10］并不经过我出生的城市布洛拉。在长假里，我喜欢骑自行车四处跑，其中包括探索南望—拉森（Rembang-Lasem）路段的邮路干线。这一路段令我非常羡慕：宽阔，洁净，两旁是茂盛的酸果树，交通熙来攘往。

　　在回忆和考证参半的《邮路干线，丹德尔斯之路》（Jalan Raya Pos, Jalan Daendels）一书里，他如此写道。
　　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殖民地政府创办的学校里，后来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私立学校任教。他还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党（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的一名活动家，该政党由苏加诺创立。普拉姆迪亚曾说父亲的行动主义造就了他的政治性格，此种性格会在他的作品里留下诸多印迹。
　　他的母亲是南望地方行政长官的一位妾室所生。产下他母亲之后，这位妾室就被赶出家门。后来，普拉姆迪亚把他外婆的经历写进一本小说里，这部重要作品名叫《海边来的少女》（Gadis Pantai）［11］。1942年，日本人到达布洛拉，那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作为长子，他不得不承担照顾家中弟妹的责任，一直到不堪重负而动身去雅加达，那年他十七岁。
　　起初，他在雅加达的日本同盟通讯社（Domei）［12］工作，担任打字员，并且开始写作，把作品发布到大众媒体。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两个月后，普拉姆迪亚加入人民治安队（Badan Keamanan Rakyat），这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的前身。他获得军士长军衔，并且到西爪哇内陆参加游击战。1947年，他第一次面对权力的阴暗面：监狱。为重新控制印度尼西亚，荷兰军队发动了武装侵略，他们发现他在印制抵抗运动的宣传册，因此逮捕了他［13］。
　　战斗经历以及革命的残酷性会装点他的诸多早期作品。不久之后，他相继出版《勿加泗河畔》（Di Tepi Kali Bekasi）、《游击队之家》（Keluarga Gerilya）［14］、《追捕》（Perburuan）［15］。那些作品大部分写于为期两年半的殖民地监狱里。
　　第二次：1960年，或说十一年后，他被迫再次进入拘留所。这次他被自己为之奋斗的共和国政府关押。起因是一份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总统法令出台［16］，该法令阻止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经商。普拉姆迪亚反对它，在报纸上连珠炮一般写文章为华人辩护。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印度尼西亚华侨》（Hoa Kiau di Indonesia）［17］出版，正是这本书把他再次拖进了牢房［18］。
　　仿佛还不够。五年后的1965年，共和国重又监禁了他。这次是由于一位新的统治者：苏哈托。时间更久，也更加残酷。
　　1965年及之后是充满恐怖和惊惧的岁月。七位将军被杀害［19］。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指责为上述政变阴谋的幕后操纵者，连为自身辩护的机会也没有。苏加诺丧失了政治和军事精英的支持，权力移交给陆军将领之一的苏哈托。在苏哈托政权统治下，印尼共产党的干部和同情者遭到追捕、绑架、杀害和拘禁。那场大屠杀甚至卷入如此之多的民兵力量。
　　人民文化协会（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文化组织［20］，普拉姆迪亚系名誉主席之一。1965年10月13日，一群蒙面人围攻他的房子。之后，他遭到军人和警察联合部队的暴力逮捕。他受到殴打，有人用汤米冲锋枪（tommygun）［21］的底座暴击，使他的听觉终身受损。他家的这处住宅连同其他财产遭到抢劫及接管。
　　长达四年时间，他被关押在萨曼巴（Salemba）监狱，当然未经过司法程序和法庭判决。拘禁并未就这样结束。他先是被转到唐格朗（Tangerang）监狱，随后又转到努沙坎邦安岛（Nusakambangan）——位于南部海域一个三角洲的监狱，近年来成为关押重罪犯、毒品贩子和恐怖分子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从那里，他被带往最终羁押地。

　　1969年8月16日。你在一片显然是“乐土”的地方度蜜月。我要去“另一片乐土”［22］：据说去马鲁古群岛（Maluku）的布鲁岛（Buru），一个比巴厘岛（Bali）更大的岛。而且是明天8月17日［23］动身，如果不被什么人取消的话。我们和八百多人一起出发，乘坐印尼陆军十五号（ADRI［24］XV）舰船，算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生日礼物。

　　他在给女儿的一页信笺上这样写道。这封信未曾寄出。［25］布鲁岛，日后将作为印度尼西亚版古拉格而为人所知。
　　拘押在那里的十多年，最初几年不准许他写东西。他于1973年得到一台老旧打字机，才开始写作。他明白，无论他写下些什么，很容易就会被没收和销毁，所以他至少写两份。一份在自己手中（后来果真遭没收），另外一份偷运出去，送到岛外。
　　1979年，他终于最后一批被释放，返回雅加达。［26］他的自由徒有其表。他在城里没被拘押，却不可以发声。然而从布鲁岛归来时，他并不是孑然一身：他携带了几份自己的稿子，且都成功地得以保全。其中的一份，后来以“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Pulau Buru）［27］之名享誉于世。［28］
　　“布鲁岛四部曲”可以说是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一次努力，为了回答何为印度尼西亚。20世纪五十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局势正在升温——如果不可以说是热火朝天。他开始构思一系列小说，以之探寻和追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步履、踪迹。
　　普拉姆迪亚的答案是重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那的确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种子开始播种及发芽的昌盛时期，在这方面，普拉姆迪亚成功找到了此种精神孕育出的理想人物：蒂尔托·阿迪·苏里约。他不是苏加诺那类日后变成首任总统的政治家，也并非丹·马拉卡一样行动不受地理所限的左翼活动家，而是一名记者，同时是小说写作者。
　　蒂尔托·阿迪·苏里约（1880—1918）是民族新闻事业和报纸的开拓者。经由蒂尔托其人，普拉姆迪亚能够撷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首先，蒂尔托是第一份马来语报纸《士绅论坛》的创办人；而通过创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Sarekat Dagang Islam），蒂尔托也了解团体组织作为民族主义运动发动机的功用。
　　就这样，普拉姆迪亚后来采用蒂尔托作为人物模型，即“布鲁岛四部曲”的主人公明克。
　　通过上述作品，普拉姆迪亚展示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印度尼西亚现代主义思潮（及现代化）的合法产物。甚至可以说，“布鲁岛四部曲”何以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作品：其中，“身份”（identitas）的意义重大，人（manusia）及人性（kemanusiaan）成为一切之上的首要事项。换言之，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作品的主题，也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何以成形之处。
　　明克被刻画成主人公，有爪哇封建士绅子弟的出身。这是形成鲜明反差的背景，因为他后来谈论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人人平等（比如讲到他怎样更喜欢选择不讲究阶层的马来语，胜过等级分明的爪哇语）。
　　这个角色的性格不是完全没有可悲之处：一方面，他尝试把自己从封建主义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他沉迷欧洲人带来的现代主义，其程度如此之深，欧洲人朋友也不得不反复提醒他。一方面，他向欧洲人学习，从传统桎梏里解放自己；然而，又一次，他另一方面必须跟这些欧洲人作斗争，夺回对本土性（kepribumian）的阐释权。不要忘记，他爱过印欧混血姑娘、华人姑娘以及马鲁古的公主。此处有种隐含的批评：这些全都来自爪哇精英（明克）的视角，成为“现代”仿佛只需要变得“不爪哇”（或者和非爪哇人通婚）。
　　“现代”不仅适合当成标签，贴给这些主题相关的作品，还应基于普拉姆迪亚以何种形式写成它们。用一种回忆录的形式，“布鲁岛四部曲”呈现的主人公来自所谓现代：所有一切被人格化为自我——主体。这就是从明克的视角如何看印度尼西亚，准确地说，看世纪之交正在变迁的印度尼西亚历史。虽然在几处地方，我们能发现这主体怎样从一个角色转移至另一个角色（如明克的岳母温托索罗姨娘），但这只确认了小说从整体上仍是经由人格化的方法来观察。
　　令人震惊的是，在第四部《玻璃屋》中，我们会发现，长久以来成为主体的一切，都不过是客体而已。唯有通过知晓“现代”为何物这一途径，方能领会这样的技法。
　　在“布鲁岛四部曲”里，对印度尼西亚性（ke-indonesia-an）的诠释显然并非某类结局美满的辉煌项目。明克离世时孤寂而隔绝，多数人正开始淡忘他。作者开始构思上述小说时，情形也是如此，这种诠释方式从来都不是明亮的。假如所谓的印度尼西亚已然光辉灿烂、没有任何问题，或许普拉姆迪亚将永远写不出“布鲁岛四部曲”。事实上，六十年代初的形势如此严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军方的竞争显而易见。苏加诺凭借“有领导的民主”［29］进行统治。冷战在边境内外侵扰不休。沿袭蒂尔托·阿迪·苏里约半个世纪前的事业，“布鲁岛四部曲”可以说是普拉姆迪亚做出的进一步努力。
　　这部小说历尽苦难，仿佛为了给他想象的“成为印度尼西亚”找一种诠释。尽管从五十年代末已在筹划，大约十二年之后，他才写下“布鲁岛四部曲”，其时置身于布鲁岛拘役期内。
　　1979年，普拉姆迪亚获释，四部曲的首部《人世间》在一年后出版，来自哈斯塔·米特拉（Hasta Mitra）出版社，是他和布鲁岛时期的老朋友共同创办的。六个月后，第二部《万国之子》跟着到来［30］。即使获得了读者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两部小说却遭遇政府讥讽般的回应：封禁。因为出售这些小说，一名大学生被迫入狱［31］。普拉姆迪亚态度坚决，通过哈斯塔·米特拉出版社接连发表新作，包括四部曲的后两部——《足迹》和《玻璃屋》。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政权也态度坚决，权力之手接连封禁他的作品。 ［32］
　　这个代价必须由“现代”小说来支付，在据称是“现代”的印度尼西亚。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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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埃卡·古尼阿弯（Eka Kurniawan），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1975年11月28日出生于西爪哇省打横市，毕业于日惹市的加札·马达大学（UGM）哲学系。小说代表作《美丽是一种伤痛》（Cantik Itu Luka，英译Beauty Is a Wound，2002）入选《纽约时报》“百部值得关注的图书”；2016年，凭借小说《人虎》（Lelaki Harimau，英译Man Tiger，2005）成为印尼史上首位入围英国布克国际奖的作家。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撰文，将他誉为“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接班人”，欧美文学评论界也称他是印尼最具影响力的当代作家。迄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西、日等24种语言文字出版。他早年曾出版一本研究普拉姆迪亚的著作《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Pramoedya Ananta Toer dan Sastra Realisme Sosialis，1999）。
　　［2］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之后波及多个亚洲国家，印尼也遭受经济重创并引发政治危机。1998年3月，苏哈托第七次当选为总统，印尼各地先后爆发大规模抗议，一度出现社会骚乱，甚至发生与1960年代近似的暴力排华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同声谴责。5月21日，苏哈托辞职，副总统哈比比继任总统；2008年1月27日，苏哈托去世。
　　［3］民主人民党（Partai Rakyat Demokratik，简称 PRD）成立于1996年，主要成员多为学生、工会干部和城市贫民，属于左倾政党，一直遭到苏哈托主导的“新秩序”（Orde Baru）政权打压，主要领导人均曾被监禁。1998年前后，PRD在推翻“新秩序”的群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后，该党秉持以苏加诺“建国五基”（Pancasila）为基础的左翼立场，数次参与竞选、尝试挑战精英政治集团，屡遭落败。
　　［4］丹·马拉卡（Tan Malaka，1897—1949），1921年接替司马温（Semaoen）担任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 PKI）第二任党主席，1922年被驱逐出境，去往荷兰，1923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驻东南亚代表。他反对1926—1927年印尼人民大起义，1927—1937年，他在上海、厦门等地生活及办学，后赴新加坡华人学校任教，1942年返回爪哇，成为印尼革命早期总统人选之一。1946年，丹·马拉卡被关进日惹市监牢，1948年“茉莉芬事件”期间获释以助平叛，率领游击队作战，1949年初遭共和国军方杀害。过去的中文文献据福建方言发音，将其名字译作“陈·马六甲”，据丹·马拉卡的回忆录《监禁生涯》（Dari Pendjara ke Pendjara），他出身于苏门答腊岛的米南加保贵族，名字里的“Tan”系家族封号“Datuk Sutan”简写，并无华人血统。
　　［5］1988年，两名大学生班邦·苏波诺（Bambang Subono）、班邦·伊斯第·努格罗霍（Bambang Isti Nugroho）由于持有和分发普拉姆迪亚作品的复印本而被捕，控以颠覆罪，分别判处七年和八年监禁。
　　［6］这里引用的《白鲸》首句是印尼语版“Panggil aku Ishmael.”，作为人名的“以实马利”出自《圣经·创世纪》，该人物亦为全世界穆斯林共同承认的一位先祖。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曾作为殖民地“荷属东印度”被信奉基督教的荷兰统治三百余年，二战后通过革命赢得独立。《人世间》首句与《白鲸》首句构成了互文关系，蕴含名字和身份、文明与暴力、施害者和受害者、文学与历史等多重意义。
　　［7］拉丹·阿江·卡尔蒂妮（Raden Ajeng Kartini 或 Raden Ayu Kartini，1879—1904），生于荷属东印度时期的爪哇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荷兰语教育，她通过与荷兰笔友通信而了解到女权主义思想，是印尼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先驱和民族主义先驱之一。为了纪念她，共和国政府将她的生日、每年4月21日定为“卡尔蒂妮节”，即文中提到的母亲节。
　　［8］这些信件是用荷兰语写给阿姆斯特丹的女权主义者斯特拉·泽翰德拉尔（Stella Zeehandelaar），后来结集成《黑暗终结，光明绽放》（Habis Gelap, Terbitlah Terang），由著名作家尔敏·巴奈（Armijn Pane）译成印尼语出版。1962年，普拉姆迪亚创作了卡尔蒂妮的传记共四卷，前两卷正式出版；1965年10月13日，他被陆军从家中强行带走，后两卷手稿遭蒙面暴徒抢劫并焚毁，无缘问世。
　　［9］蒂尔托·阿迪·苏里约（Tirto Adhi Soerjo，1880—1918），印尼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先驱之一，20世纪初期的新闻人。1912年，他创办的马来语报纸《士绅论坛》（Medan Prijaji）被荷兰殖民政府查封，其人遭流放。普拉姆迪亚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非虚构著作《先驱者》（Sang Pemula，1985）。
　　［10］又称大邮路，指贯穿爪哇岛北部、从安耶尔（Anyer）直到巴那鲁干（Panarukan）的历史之路，长达一千多公里。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Herman Willem Daendels）担任荷属东印度总督期间（1808—1811）仅用一年建成，使爪哇岛东西原本46天的路程缩短为6天，期间致数千土著劳工牺牲，他用法语称这条路为La Grande Route（印尼语Jalan Raya Pos，荷兰语De Groote Postweg，英语The Great Post Road）。1996年，荷兰制片人皮特·范·豪斯提（Pieter van Huystee）和导演伯尼·艾迪斯（Bernie IJdis）拍摄了纪录片《邮路干线》，普拉姆迪亚参与编剧并担任旁白；2005年，普拉姆迪亚的非虚构著作《邮路干线，丹德尔斯之路》出版。
　　［11］《海边来的少女》最初连载于左翼刊物《东方之星》（Bintang Timur）1962年7月21日至1965年10月24日，单行本在1987年出版。
　　［12］二战期间代表日本官方的新闻媒体，1945年10月日本战败后解散。
　　［13］1947年7月21日，荷兰向印尼共和国发动全面战争，即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根据普拉姆迪亚回忆，他于开战当天被捕，关押在雅加达的武吉杜里（Bukitduri）监狱，1949年12月12日获释。
　　［14］《游击队之家》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普拉姆迪亚作品，倪志渔、朱秉义译，涂炳立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5］《追捕》的手稿由荷兰诗人、律师、历史学教授勒辛克（G.J.Resink）偷带出监狱，转交文学评论家雅辛（H.B.Jassin）代为报名，获1951年印尼图书编译局（Balai Pustaka）小说大赛一等奖。作品末两章的中译文收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东南亚卷》，龚勋、严萍译，重庆出版社1992年。
　　［16］1959年11月28日，苏加诺签署了第十号总统法令，规定自1960年1月1日起，禁止外侨在农村地区经营零售商业，由于印尼当时的零售业经营者以华侨为主，这条法令导致约十万名华侨失去生计。
　　［17］该书于1998年10月重新出版，英文版（The Chinese in Indonesia）2007年在新加坡出版。
　　［18］这一次，普拉姆迪亚被羁押了九个月。
　　［19］指“九三〇事件”。当时社会上风传陆军欲发动政变，对苏加诺总统不利，总统卫队一营营长翁东中校等人以此为由袭击了据传属于“将领委员会”的七位将军，其中哈尔约诺、班查依丹、雅尼遭当场击毙，苏普拉普托、苏托约、巴尔曼被捕，纳苏蒂安的副官比雷·登甸中尉穿首长制服作为替身被捕（因此，后来在鳄鱼洞被杀害的实为被捕的四人，其中一人是替身，外加已死三人共七具尸体）。10月1日晨，行动者通过全国广播宣布这次是“九月三十日运动”，并成立“革命委员会”。苏哈托为首的陆军势力指责政治对手印尼共产党为幕后黑手，发起全国性反共浪潮，由于冷战时局及美英等大国势力纵容，后续发生了长期的大规模暴力屠杀事件，以1965—1966年最为严重。“九三〇事件”后，苏加诺逐步失去权力，苏哈托建立了自称“新秩序”的军人政权（1966—1998），系统性地打击、迫害左翼人士及同情者，普拉姆迪亚即为其中之一。关于“九三〇事件”，至今仍有诸多关键谜团未能达成定论。
　　［20］原文为 sayap kebudayaan，亦可译作“文化侧翼”。
　　［21］正式名为汤普森冲锋枪（Thompson Submachinegun），是美国二战期间生产的著名枪械，1945年正式停产，中国曾称为手提机枪。这种枪的绰号（之一）是“芝加哥打字机”，源自射击时的声响近似打字机的敲击声，而普拉姆迪亚正是使用打字机写作的那一代作家。
　　［22］原信里，“乐土”为 happy land，“另一片乐土”为 happy land somewhere，两处均特意用了英语。
　　［23］8月17日是印尼独立日和国庆日。
　　［24］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陆军（Angkatan Darat Republik Indonesia）的简称。
　　［25］普拉姆迪亚有八个子女，此信写给长女罗丝（Pujarosmi），后编入他的回忆录《哑者的无言歌》（Nyanyi Sunyi Seorang Bisu: Catatan-Catatan dari P. Buru）。荷兰语版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88年、1989年在荷兰出版，印尼语版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95年、1997年在印尼出版，后者时间都选在了2月6日，即普拉姆迪亚生日当天。
　　［26］他的获释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返程耗时月余。
　　［27］印尼语版常作Tetralogi Buru，英译常作Buru Quartet。
　　［28］据普拉姆迪亚说，他在布鲁岛期间创作过两个四部曲。通常被称为“布鲁岛四部曲”的实为“人世间四部曲”（Tetralogi Bumi Manusia），另有“逆流四部曲”（Tetralogi Arus Balik），出版晚于前者，其第二部《旋涡之眼》（Mata Pusaran）在偷运出布鲁岛时被没收而致散佚，仅个别篇章的影印版流入二手书市，至今出版社仍在追寻。“逆流四部曲”已出版第一部《阿洛克德德斯》（Arok Dedes，1999）、第三部《逆流》（Arus Balik，1995）、第四部《曼吉尔》（Mangir，2000），其中《曼吉尔》系剧本，前三部为长篇小说。
　　［29］1956年10月30日，苏加诺在演讲中首次提出在印尼实行“有领导的民主”（Demokrasi Terpimpin），以应对共和国建立以来内阁频繁更替等状况，取代政党林立、思潮泛滥的西方式“议会民主”。主要内容包括：1. 建立由几个主要政党组成的互助合作内阁，也称“纳萨贡内阁”。苏加诺认为，新生的共和国之所以时局动荡是源于政府组成不能反映国内三种重要思潮：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纳萨贡（Nasakom）这个缩略语即来自以上三者的印尼语；2. 由各专业集团组成民族委员会，同时保留国会；3. 由总统来进行个人的绝对领导。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1957—1965），政府权力集中到苏加诺手中；陆军集团由于军管和平叛而不断壮大，1957年7月地方选举后，印尼共产党跃升为第一大党，两者形成了竞争关系；马斯友美党、印尼社会党、基督教党则受到抑制。1959年8月，苏加诺发表《政治宣言》，进一步阐述“有领导的民主”，1963年3月又发表《经济宣言》，主张建立“有领导的经济”。
　　［30］一说《万国之子》出版于1980年（1981年印尼语欧洲版在荷兰出版），系《人世间》首版的1980年8月之后。《人世间》正式出版六个月后，自1981年2月第五版起，被最高检察院禁止在印尼境内发行。此后，普拉姆迪亚的多部作品在出版后均遭禁止发行，包括《万国之子》《足迹》《玻璃屋》《海边来的少女》《哑者的无言歌》等。
　　［31］一说共有两名，参见前注。
　　［32］“新秩序”垮台后，《人世间》第六版在2000年10月正式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