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之子》:一部小说及其历史政治学 - 马克斯·莱恩,罗杰译注 - 副本制作
 

>马克斯·莱恩[1],罗杰译注

《万国之子》:一部小说及其历史政治学



  1980至1981年间,当我正将《人世间》翻译成英语时,我与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雅加达见过很多次面。我们从没聊过翻译方面,他说那是我的事情,不是他的事。然而,我们确实聊过印度尼西亚的局势,主要关于历史和政治。十年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得到一个机会,与澳大利亚电影制作人吉尔·斯克林(Gil Scrine)及学者哈特·科恩(Hart Cohen)博士一起,耗时良久对他进行访谈,有时在镜头前,有时不在镜头前。普拉姆迪亚对印度尼西亚的挚爱,连同他思考它的方式,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他担任编辑的尤索夫·伊萨克(Joesoef Isak)以及他的出版人、记者哈西姆·拉赫曼(Hasyim Rachman)如出一辙。以上三人均于苏哈托将军统治期间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监禁岁月。他们享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也正是“布鲁岛四部曲”(Tetralogi Pulau Buru)系列小说的核心,即印度尼西亚需要改变,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印度尼西亚人都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历史并受到自身历史的启迪。
  20世纪60年代早期,普拉姆迪亚从书写当下转向书写当下的起源——历史。对他而言,理解导致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局势的那一段历史是完成革命任务所必需的——首先是无力发展国家以及猖獗的腐败和官僚主义。普拉姆迪亚曾经在50年代后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2],并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印度尼西亚的停滞做出了比较。包括《万国之子》在内,“布鲁岛四部曲”以及《阿洛克德德斯》(Arok Dedes)、《逆流》(Arus Balik)和剧本《曼吉尔》(Mangir[3]都是他为揭示那段历史而做出的卓越努力。

  “上游现实”和“下游现实”

  普拉姆迪亚本人探讨历史的方式,是对印尼社会现实和印尼社会阶级性质进行一种批判性人文主义行动(a critical humanist engagement)的结果。此种飞跃通向看待社会和艺术的新途径,建立在其人文主义之上,彰显在其早期作品之中,并由于现存意识形态框架未能应对这类社会现实而引发。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发展,普拉姆迪亚和苏加诺的关系在政治上愈加密切。其时,苏加诺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然而支持他的组织基于印尼共产党(PKI)和印尼民族党(PNI)等左翼人士,因为武装部队的反对,以上势力均被排斥在政府之外,而武装部队却身处内阁。60年代以后,即使当苏加诺转向左翼时,他的内阁仍然由武装部队、中间派和右翼人士主导,他们只不过学会了使用苏加诺的革命语言而已。
  吸引普拉姆迪亚的是苏加诺对思想的热爱,以及想要赢得民族全面解放的决心。解放,即完成尚未完成的民族革命,正如苏加诺所强调的,那就需要人民和国家“自立”(berdikari)
[4]。其中包括探索和理解历史,而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历史必须要摆脱其殖民地框架。历史与文学,以及二者间的相互关联,成为普拉姆迪亚的新舞台。关于此,后来他写道:

  
也许,如果我早年受过某个特定学科的教育,比如历史学,我可能会做一项研究来回答: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并且持续发生?但我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作家,所以我考察的不是历史资料,而是历史的精神。这就是我从“人世间四部曲”[5]开始致力做的事,尤其关注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时期的潮起潮落(the currentsthat ebbed and flowed)。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现实——“文学现实”(a literary reality),这是“下游现实”(a downstream reality),其源头是一种“上游现实”(an upstream reality),即“历史现实”(a historical reality)。文学现实包含着对文明和文化的重新定位及评价,而这些正好没被包含在历史现实之中。因此,文学作品是一种论文(thesis),它就像一个婴儿,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其读者群生活的上层建筑中成长起来。每一个领域的新发现都是如此,它们带动了社会向前迈进一步。
  我特意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主题开始,这一主题受限于区域和国家范围,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世界和人类的一部分。一步接一步,我以我的方式进行书写,追溯它的历史根源,暂时还没准备出版,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版。通过这种方式,我尝试做出回答:为什么我所属民族的人们变成了这样或是那样呢?因此,我既不写逃避现实的小说,也不为现状服务。实际上,我已经脱离当前正在运行的系统,或置身其外了。结果很清楚:对现状而言,我被认为是讨人嫌(nuisance)。因为写作是一种个人活动——尽管个人也是整个社会的产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后果都必须独自承受。如果志气相投,无论同情来自何方,于我都是一种剩余价值,事先我从来没指望过它。当然,我要对此表示感谢。
  早在创作这个四部曲之前,我已经写过很多作品,所有作品将汇流于此。甚至回溯当年,那些人就已经开始了敌意,他们当时忙着在现状的初始谋取一席之地。出乎意料,我的作品一开始曾被广为接受,的确获得过几个奖项。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叶“指导式民主”
[6]时期,情况尤其如此。那时盛行“三位一体”(Trisakti Doctrine)——政治主权、经济自立、文化完整——虽然这些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各个民族主义国家,然而就资本充裕并渴求在全球范围内开拓企业新领域的国家而言,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怪胎(bogey)。关于资本的力量,历史曾经给过我们很多启示。自由人民被奴役;质朴无邪的人被转化成买办;失业者变为收钱的杀人者,身穿制服并佩戴徽章;广袤的森林由于基础建设而四分五裂;城市和港口从无到有,全凭一声令下;劳动力从四方涌入,甚至来自名字闻所未闻的偏远小村庄。许多国家的政府沦为了资本意志的工具,当它们不再被资本所需要,就会被抛弃。这是一个令人厌倦的故事,是世界上很多人生活经历的一部分。无论从中获利的人,还是承担损失的人,这些都是每个人阅历的组成部分,他们共同分担后果。对一位作家来说,每次经历都将成为其创作历程的源泉,无论这种体验是来自感官或来自精神。
  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能够适应无国籍的资本力量吗?或者,它仍会像1945年革命期间所展示的那样,对其进行挑战?早在革命年代里,苏加诺就拒绝过福特公司的提议,即赋予该公司垄断权,以此换得其修建一条跨苏门答腊和爪哇的高速公路。在民族独立进程中,他是避开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适应性选择的那个人。并不偶然,也正是他践行了“第三世界”
[7]这一术语。无论人们对他的弱点究竟持有何种看法,显而易见,他具有一种真正的印度尼西亚人特质(Indonesianness)。他不希望他的国家变成任何一个半球集团(hemisphere-bloc)的组成部分。印度尼西亚日益陷入经济困境,在这些非比寻常的经济困难之中,我支持他,并且理所当然地承受了落在我头上的困难。[8]

  普拉姆迪亚看到了新殖民主义的威胁,他正置身于一场民族革命需要完成的大背景中。关于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历史起源问题,和其他许多民族主义者
[9]相比,普拉姆迪亚做出了性质截然不同的强调。他无视与前现代封建王国的连续性,而把印度尼西亚视为一种新生事物。普拉姆迪亚写道:

  
起初,“印度尼西亚”不过是一个地理术语[10],然而随着不合作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它变成了一个政治术语,因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的确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具有法律地位,是我们国家的名字,人们很容易就忘记其来源,它如何成为我们国家的名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对普拉姆迪亚来说,这场斗争还未完成,故而历史至关重要,因为每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开端在哪里,即其历史,也就不会明白自己将去向何方,即目的地所在之处。
  在普拉姆迪亚的研究和历史书写中,论及这场为印度尼西亚而展开的斗争之起源,他漠视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史前史。普拉姆迪亚认定卡尔蒂妮
[11]为民族觉醒的先驱,他写道:

  
卡尔蒂妮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历史的开启者。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淡目(Demak)—古突士(Kudus)—哲帕拉(Jepara)一带第一次开始发展出对进步的渴望,而这正是由她推进的。经她之手,我们制订、审视并为之奋斗的那些进步理想,后来变成了整个民族的财产。[12]

  当其他作家(包括许多左翼作家在内)寻找印度尼西亚“种族真实”(ethnically authentic)的起源时,普拉姆迪亚出乎其外,在一种新通用语
[13]的传播中寻找起源,将此视为文化觉醒的一个鲜活组成部分。他发现正是华人和印欧混血儿(Indo-Europeans)为这样一种觉醒奠定了基础。荷兰学术界提供过一种历史说法,其中成立于1908年的至善社[14]作为现代第一个土著民组织(indigenous organisation)出现,这是具有贵族背景的爪哇人所建立的保守组织。这些爪哇贵族来自由殖民主义所维持的社会阶层,因此引发了一些批评。普拉姆迪亚发现了一个文化变迁与斗争的世界,它先于民族主义运动“正式开端”(official beginning)存在,而“正式开端”是由荷兰学术界宣布并为印度尼西亚知识界所普遍采用的,其中包括知识界的大部分左翼人士。
  在特定领域内,左翼人士对待这一时期历史的态度存在一种共同的兴趣:在文学中寻找激进传统。这类搜寻导致早期共产主义作家被重新发现,例如:马尔可·卡托迪克罗摩
[15]和司马温[16]。二人形象均出现于普拉姆迪亚的小说《玻璃屋》[17]

  历史小说、民族觉醒与新人格

  普拉姆迪亚写道:“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现实——‘文学现实’,这是‘下游现实’,其源头是一种‘上游现实’,即‘历史现实’。”
  在《人世间》开篇,我们发现了与此观点相同的别的表述方式:

  
十三年之后,我重新翻开、细细地读了这些札记,把它们和梦想、虚构编织成一体。确实,故事变得与原稿不同,我也得以免除了责任。因此,下面就是后来的成文。[18]

  通过这些话,《人世间》的叙述者、人们称之为明克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写成这本书。尽管这部小说完全不是自传体小说,但在此个案中,明克也解释了普拉姆迪亚的小说创作方法。他反复阅读和研究他的笔记,也就是说,他所写的东西是以现实为基础。但后来他把它们和“梦想、虚构”融合在一起,而它们变得不一样了。“但那不重要!”
[19]文学中的历史是一种“下游现实”,比直接的历史渲染更远离现实,然而也更具启发性,因为它把“对文明和文化的重新定位及评价”包含在内了。
  “布鲁岛四部曲”(即“人世间四部曲”)是历史小说,其中涉及的历史进程包含情节的实质,并非仅仅作为历史背景设定而出现。毫无疑问,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有同类例子,我最熟知的是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
[20]的历史小说,他的作品《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就是最好例证。“布鲁岛四部曲”的中心人物形象是明克,这一角色的创作灵感来自拉丹·玛斯·蒂尔托·阿迪·苏里约(Raden Mas Tirto Adhi Suryo)[21]的生平。后来,普拉姆迪亚写过关于他的扩展版史论《先驱者》(Sang Pemula),其中引介了他亲自创作的一批短篇小说。1907年,首份马来语报纸《士绅论坛》(Medan Priyayi)明确将自身形容为“被统治者之声”,而蒂尔托·阿迪·苏里约正是这份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他还曾经帮助出版和编辑过其他报刊,包括最早的女性杂志之一[22]。他在建立伊斯兰商业联合会(Sarekat Dagang Islam)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该联合会成为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此外,他是拥有有限责任公司的首批“印度尼西亚人”[23]之一。
  在“布鲁岛四部曲”超过一千二百页
[24]的篇幅之中,普拉姆迪亚探讨了明克的人格演变,和处于萌芽期的社会、文化、政治实体的演变相互并列交织,而这一实体逐渐成形为印度尼西亚。如果是一篇简短的人物传记,甚至不可能开始处理贯穿于“布鲁岛四部曲”的所有那些线索。作为“下游现实”,它们在一种重新定位和评估的框架内呈现出印度尼西亚历史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对普拉姆迪亚来说,核心问题是封建阶级留给社会的文化遗产,该阶级早在16世纪就被欧洲强权轻易击败了。在普拉姆迪亚的描述中,这个被击败的阶级面对欧洲权力时卑躬屈膝,然而被允许继续存在且保有全部的表面上的权力象征。面对殖民地统治者时的奴性(servility)是他们性格的一个方面,野蛮无知的傲慢和对自己人民的压迫则是他们性格的另一个方面。这种文化延续几乎长达四百年未受挑战,直到20世纪的民族觉醒和民族革命。
  在《人世间》之中,最令人着迷的故事是明克人格的演变。当然,人格演变和性格发展是所有叙事方式高妙的故事的实质。可是,就明克的个案而言,这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物角色的性格发展,而是一种全新的人类如何在地球上诞生的故事——明克是一个“未来的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an-to-be)。彼时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若有其他人像他那般真可以说凤毛麟角。因此,普拉姆迪亚将阿迪·苏里约形容为“先驱者”(he who began)。从专制的封建社会文化转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甚至超越资产阶级文化,指向无产阶级文化)是质的转变。明克这一类人物的出现,即是此种质性变化的体现。如果有人问《人世间》和《万国之子》基本情节是什么,尤其关于《万国之子》,答案就是:新人格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ew personality)。
  质的飞跃已经发生了,然而普拉姆迪亚并未意识到那些渐进式变化累加过程的最后阶段,它们的出现先于质的飞跃。在他所讲述的故事中,还包含了稍早时期出现的一些人物,例如卡尔蒂妮,或者温托索罗姨娘。印度尼西亚地区的女性充当荷兰男性的侍妾,但同时也身为真正的伴侣(real partners),这类人成了不同文化和时代之间的桥梁。在《人世间》之中,一位如此年轻的女性
[25],对于将她卖身为妾的文化充满了憎恨,受到复仇欲的驱使,获得了现代性的手段(the weapons of modernity),她利用它们解放自己。尽管普拉姆迪亚也明白,像她这般境遇的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地区内仍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前文曾经引用,普拉姆迪亚写道:“我特意从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主题开始,这一主题受限于区域和国家范围,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世界和人类的一部分。”如《万国之子》书名所示,这部小说里,明克的人格既被塑造成是属于“前印度尼西亚”(pre-Indonesia),又被描绘为一种“世界性人格”(a world personality)。普拉姆迪亚探索了明克切身所处的阶级环境之外的乡村地区,深入到受剥削和压榨的农民们中,同时也揭示了受剥削压迫者具有实施自我牺牲式的复仇的能力。此外,明克还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建立起友谊,阅读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书籍,并与荷兰自由主义者进行更广泛的联系,荷兰自由主义者是启蒙思想观念的令人沮丧的承载者(frustrating bearer),这些思想受到其自身殖民傲慢和盲目的扭曲。他进一步阅读和思考了更多资料,它们关于荷属东印度其他地方——未来的印度尼西亚——通过共同的经历(shared experiences),才刚刚开始被吸引到“未来的印度尼西亚”。
  关于明克,这一角色发展的所有线索,正在此文之后的篇章中等待读者探索。读者将发现如下这点无比真切:新的历史人物不是始于意识,而是始于存在;不是始于思想,而是始于生活。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写的:“它取决于个人生活经验的发展和表现,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世界的条件。”
[26]明克,就像印度尼西亚自身一样,是爪哇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当时语境(the immediate context)中亲身经历的结果,也是殖民时代里世界本身各种条件的产物。
  《人世间》和《万国之子》是用明克的声音写成,他说他把自己的札记与想象融合在一起。这两部小说反映出普拉姆迪亚如何想象蒂尔托·阿迪·苏里约的青葱岁月,凡此种种均基于普拉姆迪亚对蒂尔托本人著述的研究,包括他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关于明克这一人物的个人生活,无论存在着多少想象成分,对那些岁月的真实生活情形而言都是异乎寻常的精美描绘:创造印度尼西亚,故事开端在此。
[27]

  2023年2月


———
  
[1]马克斯·莱恩(Max Lane)博士,现任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Yusof Ishak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从事与印度尼西亚相关的工作逾五十年。他曾供职于澳大利亚国会及外交机构,20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工作。马克斯·莱恩是“布鲁岛四部曲”的英译者,同时是普拉姆迪亚的社会论集《印度尼西亚华侨》(Hoakiau di Indonesia)的英译者,该书旨在为受歧视性政策影响的华人辩护。此外,他还出版了大量关于印尼的重要著作,包括《未完成的国家:苏哈托前后的印度尼西亚》(Unfinished Nation: Indonesia Before and After Suharto,2008)、《印度尼西亚的灾祸》(Catastrophe in Indonesia,2010)、《印度尼西亚劳工政治概况》(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the Indonesian Union Movement,2019)、《走出流放的印度尼西亚:“布鲁岛四部曲”和新秩序时代的终结》(Indonesia Out of Exile: How Pramoedya’s Buru Quartet Killed a Dictatorship,2022)等。
  
[2]普拉姆迪亚曾两次访问中国。1956年10月中旬,他第一次抵达北京,主要为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应邀发言,之后访问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一个月内先后与周扬、茅盾、巴人(王任叔)、杨朔、刘白羽、刘之侠、郭小川、李锐等作家和文化官员会面。第二次在1958年,普拉姆迪亚率印尼作家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办的亚非作家大会,10月底返程时途径中国,先后访问北京、武汉、成都、昆明,历时一个月左右。
  
[3]这分别是取材于古代历史的“逆流四部曲”(Tetralogi Arus Balik)的第一部、第三部和第四部 ;第二部《旋涡之眼》(Mata Pusaran)在偷运出布鲁岛时被没收而致散佚,仅个别篇章的影印版流入二手书市,至今出版社仍在追寻。
  
[4]印尼语berdikari是berdiri di atas kaki sendiri(站在自己的脚上)的缩写词,英语释义为stand on one’s own feet,也译作“自力更生”。
  
[5]普拉姆迪亚在布鲁岛期间创作过两个四部曲,被人们称为“布鲁岛四部曲”的实为其中之一“人世间四部曲”(Tetralogi Bumi Manusia),后来普拉姆迪亚仍常用此名 ;另一个即“逆流四部曲”。
  
[6]也译作“有领导的民主”(Demokrasi Terpimpin),1956年10月30日,苏加诺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以应对共和国建立以来内阁频繁更替等状况,取代政党林立、思潮泛滥的西方式“议会民主”,参见《人世间》前言注释。
  
[7]“第三世界”(Third World,法语 Tiers Monde)最早由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1952年8月14日在法国杂志《新观察》(Le Nouvel Observateur)发表的文章里提出,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形成的里程碑,时值苏加诺执政期间。
  
[8]参见《我致歉,以经验的名义》(My Apologies, in the Name of Experience,亚历克斯·G. 巴兹利[Alex G. Bardsley]译)。 ——作者注
  
[9]如乌玛尔·卡雅姆(Umar Kayam,1932—2002)、芒温维查亚(Y. B. Mangunwijaya,1929—1999)等。乌玛尔·卡雅姆将传统视为现代印尼文化的基础,尤其重视所谓中爪哇封建传统,从中寻找印尼作为新民族的价值元素,代表作《士绅门第》(Para Priyayi,1992);芒温维查亚本人是一位神职人员,他创作了小说《杜尔嘎乌玛依》(Durga Umayi,1994)回应普拉姆迪亚的《人世间》,对印尼近现代史上曾陷入民族主义漩涡的人们做出了讽刺而不失同情心的刻画。
  
[10]“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一词源于希腊语“印度”(Indus)和“岛屿”(nésos),作为地理名词18世纪已经存在,到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出版了《印度尼西亚或马来群岛的岛屿》(Indonesien oder die Inseln des Malayischen Archipels)后,逐渐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11]拉丹·阿江·卡尔蒂妮(Raden Ajeng Kartini或Raden Ayu Kartini,1879—1904),生于荷属东印度时期的爪哇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荷兰语教育,她通过与荷兰笔友通信而了解到女权主义思想,是印尼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先驱和民族主义先驱之一。
  
[12]以上两段引文出自普拉姆迪亚的一份未出版手稿《印度尼西亚现代史》(Sejarah Modern Indonesia)。——作者注
  
[13]指马来语,后来成为印尼语的基础。
  
[14]至善社(Budi Utomo,意为“崇高的努力”)创立于1908年5月20日,社址在日惹,是由土著民建立的一个重在推进教育的改良主义组织,理事会成员多为现任或前任县一级地方官吏,属于受欧洲思想影响的贵族官僚子弟。《荷兰殖民部第 A1 科致殖民大臣阁下的有关至善社的备忘录(1909年11月3日第五十三号,供答复下议院质询的紧急备忘录)》显示,荷兰政府十分关心至善社的成立和活动,在经过考察与研究后,认为它对荷兰统治并未构成威胁 :“在大会建议的工作计划中,表明至善社的宗旨不仅是非革命的,而且是非政治的。该社的宗旨迄今只是提高土著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自然是帮助政府的。”
  
[15]马尔可·卡托迪克罗摩(Mas Marco Kartodikromo,1890—1932),印尼著名作家、记者,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可出身于中爪哇地位寒微的贵族家庭,1911年不满种族主义政策而从荷属东印度铁路公司辞职,从三宝垄到了万隆,成为《士绅论坛》的记者,之后担任过多家报刊的编辑、记者;由于坚持在报道和创作中抨击殖民当局,他三度入狱,1926年参加了印尼共产党发动的大起义后,被流放至波文蒂古(Boven Digoel),因感染疟疾在集中营去世。马尔可的代表作有诗集《香料诗篇》(Sair Rempah-rempah,1919),小说《疯狂》(Mata Gelap,1914)、《大学生希佐》(Student Hidjo,1919)、《御果之镜》(Cermin Buah Keroyalan,1924),还有未完成的《自由的激情》(Rasa Merdika,1924)。
  
[16]司马温(Semaun,1899—1971),爪哇铁路工人、铁路电车工会领袖,1916年当选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之一)泗水办事处副主席,1918年当选为伊斯兰商业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推动这个最有影响力的群众政治组织激进化,1921年当选为印尼共产党第一任党主席,1923年遭流放,在欧洲、苏联生活了三十多年。他的文学创作不多,代表作是半自传体小说《卡迪伦传》(Hikayat Kadiroen,1920)。
  
[17]卡托迪克罗摩首次出场于“布鲁岛四部曲”第三部《足迹》第十二章,司马温首次出场于第四部《玻璃屋》第十四章。
  
[18]这是《人世间》第一章的最后一段,马克斯·莱恩在英译本中把最后一句话独立作为一段。
  
[19]马克斯·莱恩把《人世间》第一章最后一段的“Memang menjadi lain dari aslinya. Tak kepalang tanggung.”意译为“Different? But that doesn’t matter!”,“但那不重要!”是从“But that doesn’t matter!”转译。印尼语原文对应的中译为“确实,故事变得与原稿不同,我也得以免除了责任”。
  
[20]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1914—2003),美国著名左翼作家,1953 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1957 年 2 月为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21]本文对他的简称包括蒂尔托·阿迪·苏里约、阿迪·苏里约、蒂尔托,全名中的拉丹·玛斯(Raden Mas)为贵族头衔。
  
[22]指半月刊《东印度之女》(Putri Hindia),1908年7月1日开始发行。
  
[23]“印度尼西亚人”加上引号是因为在1907年时,这个词还没有被使用过,这一概念也尚未诞生。——作者注
  
[24]指排版细密的早期印尼语版和英译的企鹅出版社平装本,近年来,由雅加达的兰特拉·迪潘塔拉(Lentera Dipantara)出版社发行的“布鲁岛四部曲”印尼语新版的四册页码总计超过二千四百页。
  
[25]指温托索罗姨娘。
  
[26]引文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英译本。
  
[27]本文借鉴了本人在《文学传记词典:东南亚作家》(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Southeast Asian Writers,大卫·斯迈思[David Smyth]编,盖尔[Gale]出版社,2009)一书中有关普拉姆迪亚的部分贡献和相关材料。——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