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角的共同体 - 潘赫 - 副本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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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角的共同体



   物本身并无意义;物进入了影像也并不能“自然而然”就具有意义。然而,人们有对意义的焦虑,要求影像具有意义。因此,人们急于从影像的外部为影像赋予意义,这需要将影像伪装成透明的,使影像的过程同时也是意义的生成,将意义的生成过程隐蔽起来,伪装成意义本就如此,影像中的物被连带赋予了意义。而《早餐室》取了相反的方式,影像在物与物连接成的表面反复逡巡,贴近,被这个表面包裹,描述这个包裹状态,意义的生成条件被阻隔,其过程被延缓,吞吞吐吐甚至后退而露出一片空白,并显现出自身过程。将意义退了货的影像自身成为了物;影像本来是物。这样一种纠缠方式使其物性更显明。影像不再透明,是无定型而非均质的物。它的作者对连接到影像的各种力的作用很敏感。
   这样一种影像与前语言的情绪以及前语言的事实同构,不再是再现或错视式的沉浸,而是不同方向的连接,线路长短不一,不均匀地通向各个方向。在这样一种影像生成逻辑中,作者和观者的关系更平等。不仅作者只有很少的额外知情权,观者也不再有ta曾经有的豁免权:相似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因为来自不同的人,因为两件事情都发生了,观者也要和作者一起听两遍。
   原生家庭不就是前语言的事实么?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视点的历史纵深,回到原生家庭时都不生效,都成为了儿子、女儿或者晚辈。作者或者“我”变得不稳定,似乎与所有的儿子、女儿或者晚辈都是可替换的。然而吊诡的是,只有对原生家庭来说,一个人才是完全不可替换的,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种逆向回溯也许是为了以不同的方向再出发:为什么整个社会里,每个人不能只作为人,而非观念的客体化,成为那位独一无二之人呢?
   《早餐室》里影像不再是客体化的分隔装置,而是身体的触角,尝试以理性的方式对话,弱化亲情或乡情的压制或任性,当然,后者永远都会在。影像装置给了镜头后的“我”以加权,一方面镜头后面的人不再胆怯,另一方面镜头前的人也会希望自己被纪录的话站得住脚。但这一加权需要随时被反思,因为理性和想法是两回事,迫使一个人得出并承认理性但违心的结论毫无意义,也因为这种加权有将镜头前的人客体化的危险。但镜头前与镜头后也并非可互换,“我”并不需要对镜头前的人的话句句认同,但又需要时时保持尊重与倾听,寻找对话的方式和语言。《早餐室》在这样一种双重性中不断移动位置,并且把不断在移动的位置暴露在外,而非如大多数影像那样,是隐藏起来的预设。在多人环境下,影像的加权就稀释了,但在两三人的时候,这个加权很明显,例如在影片中,“母亲”感受到影像的压力而曾经求饶,这时这段影像就停止了。
   身体的触角,因此探寻的不再是少数的、稀缺的“意义”,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启蒙与愚昧,回到早餐室才能真正出发。一位影像作者能在其中做什么?不再是意识的“我”,是否只能是亲缘关系里的“我”?是否这种与意识的“我”的脱离,能使亲缘、乡亲、朋友、路人、观众和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种保留差异、但形成某种基于差异而非差序的共同体可能?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来自经验的选择却继承自不知从哪里来的“意义”,基于差异的共同体与“意义”的辨析与解构是否需要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