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舸

诗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更多问题的存在。“我为什么写诗”，这是一个可以用喜欢，需要，感到快乐，或者适合（具有才能），就可以打发的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回答，也许都无法让人满意，包括回答者自己。最后，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回答的过程，而不是真正的答案。这样，提问变成了描绘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个问题的闪烁之处是，它暗示了写诗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为。写诗变成了一个事件，一套观念，一种装置，等等。似乎诗歌一经谈论，便会变成让人吃惊的东西。
　　目前，我在一种混合的状态里写作，既为日常生计的程式所缚，又耽于词语的消磨，有互相牴牾的辛苦和自得其乐的放任，在诸多厌烦不满之中，得到一些精神的满足和自由。在诗歌里可以将声音减到最低，类似于喃喃自语。空白过剩的平面上，层层波动，互相呼唤的文字，让指涉的事物变形，带来陌生的惊喜。针对现实生活的简单重复，诗挽回了日渐退化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被遮蔽的可能性，以清晰的节奏重构了经验和记忆。在诗里，往往有一个具体或虚拟的的倾诉对象，这可以看作是诗人和内心，或者词语之间的对话。那些无法摆脱的诗句，占用有限的睡眠，或者从办公室紧迫的空隙里蹦出来。双重生活的对抗性导致紧张的关系，也在暗中牵制作品。在我的诗作里显露的精致倾向，或者是对这种环境挤压的反应，并因追求某种完美而导致拘谨。同时，这也会构成写作的一部分内在驱动力。难道一定要用受挫的肉身来喂养丰饶的诗歌？这里面的吊诡有时让人恐惧。我更愿意艺术是一种平常的，欢愉的生活。诗歌聚合了未知的能量和变化的形象，使个体和事物有了另外的面目。我渴望这种异已的力量，以此来面对被规训的公共现实，将诗当成穿过人群和树林的小径。
　　我希望对抵触和分裂的境况有所制约，不放纵词语的粗暴或顾影自怜。现实的严酷无法逃避，词语的愉悦也无可指责。我私下以为，诗是切合肉体感官的存在形态和观察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词藻的堆积，观念的定制。否则，将无法摆脱意义的幼稚，容易陷入价值的偏执，培养道德的自恋。诗人有恍惚走神，呼叫或者沉默的权利，他太容易产生幻觉，他的基本能力在于想象。当他的记忆，经验，欲望，思想，他的疾病，压抑，阴影，嗓音，当这一切被诗形式化地统摄起来，他会感觉到诗的迷人，贪婪，残忍，深不可测。因此，诗歌的快乐很快会转化成种种焦虑。我的焦虑不安之一是，不经描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几乎等于不存在。在一个时期里，我留连于墙根的阴生植物，郊区遭破坏的风景，水泥化的城中村落，困惑于欲念的涌动、花草的称呼。我迫切地记下闪烁的感觉和一晃而过的印象，往往是片言只语。而某些词句就象膨胀的种子，意外地生成一首诗。《林中路》这本越写越厚的诗集，基本上是在微缩的视野里完成的。在阳江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市，地方资源的芜杂多样，为创作提供了材料的便利，其边远位置也保持了足够的平静。城乡的交错，风物的沉积，对心智形成密集的刺激，容易寄托个人身世，埋伏隐逸激愤，创作的契机和局限也同时由此而来。我意识到在深入挖掘、迂回探测的同时，还要开阔生活空间与写作的疆域，得到多维度的共振和根源性的动力。在接下来未完成的诗集《沉箱》里，我做了一些较为开放的实践，通过多种形式的变化，处理涉猎多方面的题材，希望在摸索中获得一个综合的架构，并生成鲜活的肌质，发展当代的精神面目。
　　语言从未停止对现实的侵扰和控制，缠绕着我们认识与享有的一切。诗人既依赖语言，又必须与之抗争，实现个体的独立意志。同时，他还应该负有责任，保持词语的清新，释放其初始或极限的美和能量。诗和语言之间，有着比表达更秘密的契约，诗人是知情者和守护人，他接受了邀请，在形式的限度里铸造和发展语言，揭示多重的现实，当然，他也籍此而塑造完成自己。如果说，诗因某些梦幻的性质而变成一项艰难的事务，那么，写诗其实也是在对抗无所不在的虚无。


　　原载《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