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魁、彭剑斌访谈

我是我，而他们是传统作家


　　
　　孙魁：先说说你的大学时期吧。那时候，你就是专科院校里的文艺青年么？
　　彭剑斌：大学是我的浪漫主义时期。严格地说，我那时不能算是文艺青年（我一直就没有达到过文艺青年的苛刻标准），顶多是一个文学青年，自我封闭，整天沉溺在无益的幻想里面。说“浪漫主义时期”，一是因为我在大学里系统地阅读法国文学时，曾受到过法国浪漫主义作品的极大影响，这体现在写作上就是，那个时期的习作呈现出过于直白、夸张、激情澎湃等弊病，与现代写作的精神极不相称；二是指我大学时期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阅读和写作在当时几乎成了我生活内容的全部。整个大学期间，我身边没有一个写作的朋友，也没有在互联网上找到过发表作品的阵地，我那时都是用学校发的作业本来写，写完就压在枕头底下，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读者，也没有与人交流过。

　　孙：《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的简介里，有这么一句话：它讲述了一个文学青年怎样跑业务。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你几乎跑遍了贵州全部的小县城。那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出差、旅馆、各种交通工具……为你的写作提供了什么？
　　彭：差不多算是第一份工作，之前还有过一份电话销售的工作，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在《不检点与倍缠绵书》里写：“我对生活中的偶然涌起过无比复杂的感情”。对于一个必须去工作的文学青年来说，生活往往并不是按照他设想的那样来展开的，我一开始当然并未期待这份工作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后来我才意识到，被迫接受的事情当中往往有着比你预想的事情中更合理的“安排”。每天乘坐长途汽车、住小旅馆的日子带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生活中的偶然所产生的诸多感触，它很快就取代了我之前写作中的动力——各种灵光一现的想法，和为了在一部作品中实现这个想法而展开的一系列想象，而这些其实都是我的弱项。我并不是说对事物的感受是我的强项，但它毕竟是从本人的生活中以及我对他人的生活的观察中得来的。

　　孙：你喜欢这种游荡？你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彭：谈不上特别喜欢，完全看当时的心情，我现在能同时回想起心情愉快地坐在大巴上和心情抑郁地坐在大巴上的情景，在小旅馆里和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也一样。而且一旦按照某种简单的标准来划分生活方式时，就很容易对生活进行全盘否定，比如说，除了游荡的生活，那就是不游荡的生活了，一旦你回过头来发现不游荡的生活也并非自己喜欢的，那怎么办？所以，不管我选择什么生活方式，那都是我生活的全部。在生活中，有我喜欢做的，更有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曾说：接受，并主动寻找自己必须接受之物。我性情一向是比较内向、拘谨的，但在销售工作中，又需要与陌生人、与相互衡量对方的利用价值的人打交道，它锻炼的是我进行社会交际的勇气，损害的是我和亲近的人之间相处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本来是每个人天生就具有的。

　　孙：因为工作的性质，你的很多小说都是在旅途上写成的，《角色》甚至是在客户的卧室里完成的，这也太紧张了吧？酝酿很久的想法在旅途中发酵，旅途中遭遇的新经验也会插队一般进入到脑海中吧？
　　彭：其实是客户为了帮我节省住宿费，邀请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晚，他家空了很多个房间，那个卧室算是他家的客房吧。我记得晚上，我躺在床上拿出纸和笔，开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几次三番地跑进来和我谈生意上的事情，搞得我不得不在纸上画一些无聊的小玩意以掩饰我写作的事实，不用说，当时我的确是恨不得他赶紧滚到他老婆身边去。你说的那种情况当然会有，而且比较经常发生，我说过以前有了一个想法之后，只能用吃力的想象来填塞完整部作品，后来不一样了，有了想法之后，我就静静地等待着目睹“奇遇”（其实有的奇遇原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好将其用作服务于这个想法的材料。

　　孙：《她还小》是根据琼瑶自传《我的故事》中“投河”、“难民火车”两章而写。我很奇怪你会看她的自传。你在一篇访谈中谈及这篇小说，你说“这种经历就决定了她只能写这种东西，在生活中碰到了这样致命的事件，这样让她无比相信奇迹的事件，这是她的不幸，她的悲剧就是这个。她找到了两个弟弟，却由此毁了自己的趣味的前途。”这样理解“她还小”这个题目就有了点谅解的有趣意味。延伸一下就有了一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什么会成为一个作家的障碍？
　　彭：我是在《读者》上看到她的一篇题为《难民火车》的文章后（你还是会好奇我会看《读者》，但我告诉你，如果在我视线内放着一本《读者》、一本《南方人物周刊》，我肯定会把《读者》看完），对琼瑶的这段经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了改写它，我又上网去找这篇文章，才发现原来是她自传里的一章。“她还小”这个标题确实是谅解的意思，这个标题不仅仅和小说内容有关，它更表达了我对这样一次写作实践的体悟，它是现实层面上的东西，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这个标题也是和琼瑶的一次对话。阻碍一个作家成长的因素当然很多，说不定我现在正面对着一大堆这样的障碍却不自知也不一定，但具体到《她还小》的主人公，我觉得不好的趣味取向是很致命的，它更贴近写作行为本身，而且是方向性的错误，而且是很容易被谅解的——那就是说诱使她错得更离谱。

　　孙：你的短篇真的很特别，像是用小说写的小说观。比如那篇《继月》，一个女人的不安预感，你用文字去渲染、拉长、揉捏她的恐怖想象。这不是一个故事，但却是篇小说。还有《海礅明》，你虚构了拜访一个小说家的事。仿佛你在说，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我也能这样写。这篇小说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小说的诸种要素中，你最在乎什么？
　　彭：《海礅明》非常忠实地描述了我一个梦里的内容。我梦境中的那种极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影响了我的小说观，我所做的很多梦若能照实写下来，那就是一篇从没有人这样写过的小说，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梦醒来后就回想不起来了。《海礅明》是我半夜梦醒后，强睁开眼睛，用手机将它的梗概记了下来，结果好多天后才发现自己手机里记着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读小说我最看重的是语言和趣味，有的小说写得很聪明，但它的气息不好闻，当然语言本身也体现了趣味。

　　孙：《爸爸》的素材是你听来的一件事，在你家乡的县城里，“有人将一个婴儿塞进一口麻袋里，卖给了狗贩子，骗其说里面装的是会咬人的疯狗。不知情的狗贩子在完成交易后，就隔着麻袋将里面的婴儿打死了”。但在这篇小说中，有60%（可能是80%）的文字是写与之无关的事（不但是直接关系，间接关系几乎也找不到）。有趣的是，我没有感到这篇小说里有什么是多余的。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是什么使你做出这样的尝试？你跟传统作家的不同点是什么？
　　彭：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都可以回答为：困难。你所说的那个素材，我确实只耳闻了那么几句，根据这几句话靠想象还原出整个事件对我来说是无比困难的。我曾总结过一个心得，将它叫做“写小说的偷懒”：碰到困难时，寻找一种绕过困难的有效办法比寻找一种正面解决困难的办法更实际。面对困难，我的意见是，凡是你只是出于故事完整性而不得不写的部分，最好的选择是不写它们。大家都在说：小说要给读者留下空间。就从这些地方下手。这也是我以为的“化危机为机遇”。跳过这些危机，读者读到这里时就会感觉到：小说的步子行进到这个地方时，某些信息隐藏起来了，某些信息逃逸了。这种隐藏和逃逸既带来创作的乐趣，又带来阅读的乐趣。我跟传统作家的不同就是，我是我，而他们是传统作家。

　　孙：你提出过一种设想：“作家可以请十个助手，每天帮助他想故事、搜索史料、甚至观察生活（如果作家对这个助手很放心）、构思作品，然后作家把这些东西放在面前，进行审察、挑选。最后，他写作，使用语言，创造句子。”也就是说，对一个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故事。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讨论一部作品的思想性时，其实是在讨论它的形式？
　　彭：讲什么故事也是重要的，不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是不是作者自己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而且“如何讲故事”所考察的并不仅仅是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技术，它还考验了作者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如何理解小说。而形式我认为，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对形式的一种肤浅的理解是，认为形式就是几根火柴杆的排列与组合方式，但真正的形式就像物理或数学，它的变数是能颠覆人类固有的世界观的。

　　孙：你对小说的思考和认识，得益于哪些作家？
　　彭：很多，卡夫卡、乔伊斯、爱伦·坡、博尔赫斯、贝克特、福克纳、加缪、萨特、契诃夫、鲁尔福、卡彭铁尔、塞林格、雨果、乔治·桑、普希金、克莱斯特、罗伯－格里耶等等，国内的有冯梦龙、萧红、陈梦雅、柴柴。

　　孙：你早期的作品曾经受到过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的影响，后来慢慢偏向现实主义，比如《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和《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是因为你“一般情况下是会照抄生活经验的”吗？
　　彭：博尔赫斯的作品对于写作者特别是初学写作者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让人误以为只要有离奇的想法就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他作品的奇巧面貌掩饰了写作的困难，所以他也是最容易使人进行模仿的作家。不过包括早期的我的这些鹦鹉学舌者，反而衬托了博尔赫斯的高度，因为虽然很容易学得像他，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模糊他的面目。这就说明了他这样一种看似轻松的写作，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我后来转向更贴近现实的写作，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也跟我及时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关。

　　孙：我觉得你是从所谓的小说内涵里面逃出来的人，这使你可以看到更广阔的日常经验，没有什么不值得写。像《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里的宅男，像《弯曲》里的司机小何。
　　彭：我曾有过这样的体会，随着描述的方法一同失去的，还有可描述之物。一个作者方法越多，写作状态越好，可描写的事物甚至想描写的事物就越丰富。我在写《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前后，曾一抬眼看见那个每天都看见的、摆在我房间中央的二手衣柜，突然感觉这样一个事物原来一直都在等待我描述它。那是挺不错的状态。我在《海礅明》里以注释的方式写了一句似乎与故事无关的话：“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等待我描述的事物，是我自己在等待，等待事物的出现。”其实暗示的是“我”在面对一个理想的小说作者时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以至于创作状态发生了倒退，突然感觉到没什么事物可以描述了。


　　（2013年3月，通过电子邮件完成并经彭剑斌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