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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运》：一幅殖民地风俗画



　　我长期从事中越文化交流工作，见证了越南对中国文学大量的、几近同步的翻译介绍。在越南的书店里，可以看到从中国四大名著到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很多越南文译本。但反过来，中国人，包括学习研究越南语言文化的“专业人士”对越南文学都所知甚少，这与越南作品极少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有关。
　　越南文学从早期的汉文文学、喃文文学，到20世纪初的现代越南语，或称为越南国语文字文学的创作，经历了上千年，有着丰富的积累，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如脱胎于唐律（格律诗）的六八体诗，双七六八体诗；如1945年以前越南作家创作的《红运》《志飘》《穷途末路》等一系列小说，却没有几本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交流是双向的，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越南小说翻译的队伍中来，把越南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让中国读者也了解越南。双向的了解将有利于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化与长期发展。
　　近日，北大外语学院东南亚系越南语教研室副教授夏露找到我，讨论她在翻译越南1930年代作家武重奉小说《红运》时遇到的问题。我第一次知道有《红运》这部小说，是还在大学学习越南语的时候，但并没有读过小说的内容，更别说对作者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这次与夏露老师探讨翻译问题，使我得以进一步了解作者武重奉的情况。
　　武重奉1912年生于河内的一个贫困电工家庭，不满一岁，其父亲武文麟患肺结核去世。在他八岁的时候，母亲把他送进由殖民政府全额资助的小学，学习了六年，该校用法语、越南语国语双语教学。但他小学毕业之后就不得不辍学打工，先后做过书记员、记者等，1931年开始进行小说、话剧等创作，其作品深受大众喜爱，被称为“越南的巴尔扎克”。也许是宿命，1939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他也同其父一样，因肺结核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共创作长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三十五篇，剧本七部，翻译雨果剧本一部，采访文集九卷，是一位高产作家。他1936年创作并发表的《红运》是迄今为止，1945年以前越南语小说中被再版最多的一本。
　　这本小说如果能译介到中国，对于中国人民了解越南、了解越南的文学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要翻译好这本小说实属不易。1993年到越南工作时，我有幸看到了越南电视台播放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红运》。那是越南电影故事片厂于1990年拍摄完成的。二十多年过去，电视剧中红毛春、副关长夫人、鸿老爷、WAFN先生、长角通判等人物的生动形象，仍然活跃在我的脑海。单就人物名字的命名，是脸谱化的，也是越南社会伦理与社会心理的体现。如鸿老爷，名字叫鸿，职务是顾问，所以被称为鸿顾问。越南社会的习惯，以名字加上职务称呼人，而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姓氏加职务来称呼。副关长夫人，因丈夫的名字与职务而得名。长角，则是指夫人出轨者，在中国叫戴绿帽的男人。至于红毛春，中越都有把西洋人，特别是把荷兰人蔑称红毛鬼的历史。作家把红毛春头发变红的原因写成是晒出来的，一方面红毛春头发晒红，是天意，另一方面，暗示他多少与洋人有些关系。WAFN先生是服装店的时尚服装设计师，是越南语“我爱妇女”这句话学着法式发音的结果。这种脸谱化的人物命名，与当时作家翻译雨果的话剧《弑母》，以及武重奉自己写话剧的习惯有关。
　　小说《红运》的人物对话、场景细节的选取与描写都非常生动，令人难忘。《红运》电视剧播出的时候，街头就经常听到越南人说起那句鸿老爷的口头禅：“知道啦，真烦，说个没完 。”我曾经试着以不同的方法翻译这句话，但总翻译不出越南语那种语气与感觉来。此外，书中描写的风俗、俚语、诗歌等非常多。书中的一些生活现象如算卦，现实的城市生活中早已经难得一见，特别是算卦用的紫薇斗数的卦象等内容，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确实已经很难理解，更别说是翻译了。又比如越南是个佛教与本地民间信仰并存与盛行的国度，庙宇中的一些专用术语，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很难理解其内容并做出准确的翻译。还有越南的六八体诗的翻译，诗歌翻译本身就很难，再加上诗体的特殊性，翻译难度就更大。
　　2017年，我重读《红运》，对小说的社会风俗画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小说描写法国殖民统治下河内的各种小人物、殖民政府中本地官员，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生老病死的观念，各种社会风俗行为；描写人们对于西式时尚的仰慕与追求，换了洋装又脱不掉旧俗的思想冲突等，深刻，生动，耐人寻味。读的时候，有时候想起鲁迅《阿Q正传》，有时候想起曹禺的《雷雨》，有时候想起钱锺书的《围城》。
　　越南有研究者认为，武重奉1936年发表的四部小说《暴风骤雨》《决堤》《红运》《妓女》，其中的《暴风骤雨》有模仿、甚至抄袭《雷雨》的嫌疑。顺便说一下，曹禺的《雷雨》越南语译名“Giông tố”与《暴风骤雨》是一样的，越南在1986年、2018年曾排演过这部戏剧，1930年代也介绍过。但个人认为，中越两国19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矛盾、社会思想有太多相似之处，作家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类似之处不足为怪。《红运》的社会背景放在河内，这是当时法国殖民政府北圻统治的中心，越南数百年的都城，这里人们的社会思想保守与急于现代化以自救并存，因而也使《红运》这部小说具有中国那个时代小说所没有的很多特质。
　　书中提到的蓬莱仙境，就是现今河内的和平宾馆，是1926-1930年河内大规模建设的一批法式建筑之一，是当时河内时尚的中心。现在每次走过那里，我想到的是《红运》中出现在这个宾馆的场景，真不知道是这个宾馆让小说有了地域与历史标识，还是小说给宾馆加上了文学标识。
　　这次得知夏露老师翻译了这部小说，我特别高兴。夏露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中越文学交流的博士，经常到越南做研究，研究中越间文学的传播关系，研究越南的文学发展，并教授越南文学，特别是越南的诗歌。她在翻译这部小说之余，还撰写了一些论文，如2017年发表的《1930年代越南的西化潮流：以武重奉及其小说<红运>为个案》和《<红运>与越南的文学传统》，展示了对《红运》这本小说的独到见解。2019年，她翻译的保宁的小说《战争哀歌》在中国出版，受到欢迎。她既翻译又研究的做法，为她成功翻译《红运》这本翻译难度极大的小说提供了保障。与夏露老师共同探讨翻译问题的过程中得知，《红运》一书的翻译工作她早已经完成，但感觉还有不足，需要进一步修改，于是她又找出该书的英译本来参考核对，足见其对翻译质量精益求精的态度。
　　在《红运》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夏露老师希望我来为该书写个短序。我知道我对《红运》的研究并不深入，但出于促进中越文化交流的使命，我愿意向中国的读者推荐夏露老师的译本，推荐武重奉这本越南1930年代风俗画式的小说。
　　是为序。

　　2021年5月10日
　　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